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居士在1983年5月底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佛教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现实事业，佛教徒要农禅并重，在参禅悟道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研究佛学，研究哲学、科学、医学、音乐、书法和文学等；注重开展国际交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推动国际和平和交往。”这就完整地提出了发扬人间佛教的三个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

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说：“在原始僧伽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我国汉族僧人有从事农耕的习惯，提倡农禅生活，这是我国僧伽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印度，佛教僧人是不事生产的，他们靠托钵乞食，即乞讨而生，乞食于人间，乞法于佛陀。何况在印度向来敬重沙门（梵sramana），而且当地气候温暖湿润，生长了很多野果，即使乞食不到，也可以随地采来充饥，这算是印度比丘生活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了。但在中国就迥然不同了，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如嵇康诸葛亮之流的隐士，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何况中国素来以农立国，社会各界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生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因此这成为佛教立足于中国的一大障碍。

一般认为，真正开始农禅并重生活的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道信（579-651），俗姓司马，原籍河内，后徙于蕲州（今湖北内）。《传灯录》云：“（道信）运斤挥刃，无避种生。炊爨饮啖，静渐宿触”。从而开农禅并重风气。但在梁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祐录》）中载：“（释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从“刈稻”与“夺其谷”两点说明当时寺院已有自己的田产，并播种了粮食。法显和尚是东晋的高僧、名僧，在佛教史上占有不小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农禅似乎并不是从道信开始，而是在东晋甚至于更早就已出现，这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真正使农禅并重制度化、规范化并流传开来的是百丈怀海禅师。

怀海（720-814），俗姓王，福州长乐（今福建内）人。细算开来，他应该是慧能大师的第四代，上述道信大师的第六代，他的事迹是以农禅并重制度化而最有名。怀海禅师著《百丈清规》建立丛林制度，开垦山林农田，以自耕自食为主，播种收获也如普通平民一样，依照政府法令规定要完粮纳税，既不是特殊阶级，也不是化外之民。这里的僧人除平日里专心修行参禅外，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便由僧值师（发号司仪者）宣布，全寺上下，无论长幼就须一同劳动，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确立了自给自足的农禅并重的中国式道风，使佛教徒在中国不是一个寄生的阶级。此后，丛林制度广泛流行，而且不只是在禅宗内部，其余各宗也都竞相效仿，从而为佛教能够在中国立足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朴老曾经说：“僧人既要拿得起锄头去拓荒开净土，又要用功读佛典，明了佛典中的禅机重关。”并在《天童寺》一诗中赞扬天童寺古朴的道风，云：“同心戮力务工农，真见勤劳养道风。会得新新堂上意，搬柴搬谷是神通。”表现了朴老看见天童寺农禅并重道风的喜悦之情。

前面说过传统的农禅制度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人要做事就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参禅学佛的僧人也不例外。那么在今天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工商业高度发展并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环境下，农禅并重的传统应如何继承和发展呢?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中国古代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统治者提倡发展农耕经济来维护其封建统治，这也是农禅并重中称“农”的原因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随着这种新的经济形式的确立和发展，佛教倘若依旧墨守成规，固守农业经济，只是开荒种地，那么它终会被时代所淘汰。因此农禅并重中的“农”也便发展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多种所有制经济中的一部分了。西园戒幢律寺的济群法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戒幢律寺的旅游收入已经能够满足全寺上下僧人的生活了。”在戒幢律寺身上，“农”就是旅游经济，而且这种经济似乎也是各大寺院的主要经济收入，这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缘故吧。另外，少林寺的影视事业、台湾区佛光山的“蓝海策略”等都是他们各具特色的农禅经济。这些寺院的方丈住持都是新时代的百丈怀海禅师，虽然同样受到了“破戒比丘”的骂名，但是我想若干年后他们也会像怀海禅师一样受到僧俗的敬仰。因为这是朴老早已预见的形势，是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好从当下证菩提，精进共相期。”这是朴老赠给星云大师的词句，赞扬他在发展人间佛教上取得的成果。我想新时代的农禅并重是朴老所关心的，也他所乐意看到的。僧人以参禅修行为主，将“农”与“禅”并重，也体现了农是禅的基础，禅是农的动力，而农禅并重则是人间佛教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人间佛教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坚持住这个传统并将其继承并发扬，才能为学术研究与国际交往开辟一条宽广的道路，从而促进人间佛教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