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我与生活禅的不解之缘

编者按：生活禅是种子，夏令营是土壤，20年间，无数智慧的追寻者在这里生根开花。20年的岁月，值得铭记，20年的感动，值得怀念。在柏林寺第二十届生活禅夏令营开营之际，让我们回望共同走过的二十年，以下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雷泉对生活禅的回忆文章，摘录如下：

王雷泉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阶段，开始与主编净慧长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我毕业留校后，从1985年起连续担任三期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这个班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委托，我去北京联系工作时，就下榻在法源寺或者广济寺，有机会亲近正果法师、传印法师、净慧法师、明哲法师、白光法师等长老，与一些中青年法师和居士也有更多的沟通。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王新居士有个供休息的小屋，就在《法音》编辑部窗外，我有时也住在那间小屋，就更有机会与净慧法师长谈。

1989年，有八个学术单位联合邀请星云法师来大陆访问，访问期间，净慧法师全程陪同。当时的场景和两岸佛教的差距，对于净慧法师提出生活禅理念，应该是很大的触动。

净慧法师告诉我，他受河北省党政部门邀请，将去河北主持佛教协会工作，并向我出示了赵朴老为即将创刊的《禅》的题词：“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我说他离开《法音》，将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建设的损失。他说还会兼顾《法音》的工作，特别强调：我们和尚的本行就是建寺安僧，寺院是佛教的根据地，离开了寺院，做什么都会落空。从法师在河北、湖北修建一系列寺院的事业来看，真是如蛟龙入海，将他当年困厄中对中国佛教的思考，逐一落实到生活禅的实践中，并总结出系统的理论。

1993年，法师打电话问我，即将创办的禅学研究所起什么名好？我脱口而出：赵州禅学研究所。他在电话中连声说好：既突出了赵州祖庭的禅风，又超越了时空。后来有关方面说赵州是县，而河北是省，故称河北禅学研究所。其实名称只是假名而已，重要的是净慧法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当年的理想：“来参真际观音院，何幸国师塔尚存。寂寂禅风千载后，庭前柏子待何人？”过了不久，净慧法师电话邀请我为首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对象以大学生为主。我说：“您可真是打擦边球的大师！这在当今中国佛教，是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创举。”当年带了选修我“佛教哲学”课的四位复旦同学参加夏令营，并作了《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演讲。同年，发表了二篇文章介绍夏令营的理念和意义：《赵州吃茶记——生活禅夏令营散记》（《佛教文化》1993.4），《加强教团建设，提高自身素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先生访谈录》（《法音》1993.10）。第二届夏令营我又带一批复旦同学参加，并推荐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汲喆同学深入调研。汲喆后来在法国留学，他的博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生活禅夏令营10多年的田野资料。

第二届夏令营之后，我对法师说：大学生到寺院，主要是体验宗教生活，接受的是法师的开示，我们教外学者可以淡出了。第四届夏令营是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法师来电话邀请我再次参加。那年明海法师赠送我一份“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的拓片，几年后我用电脑数据库对2000余邑众作社会分析，并对碑文做了标点和补阙，撰成《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为例》，发表在《中国禅学》创刊号上。2002年我在第十届生活禅夏令营即以此文演讲，当时营员人手一本定价数十元的《中国禅学》，以至于当时主编吴言生大为咋舌：老和尚真是大手笔，你这一堂课就花费了好几万哪！

2007年，我应邀参加在黄梅四祖寺举办的禅文化夏令营。当时我们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禅学会，我带着几位骨干自备车子前往参学取经。参访黄梅各个禅宗道场之后，作为天台宗的研究者，我很想参访心仪已久的玉泉寺，结果净慧法师亲自带我们驱车6小时参访度门寺和玉泉寺。一路上法师与我谈到南宗与北宗禅法不可偏废，他自己也想闲下来闭关充电。只是为了报效家乡，在自己禅宗道场还没有完工的情况下，接受地方政府力请，承担起玉泉寺的恢复修建工作。净慧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但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玉泉寺修复后，完全交付天台宗传人，并没有派去自己的弟子。在这之后，我每年都带着一些学生去黄梅夏令营，2011年8月还应法师之命，连续去二次授课。好几次在老祖寺方丈茶室，面对满目青山，我与老和尚品茗畅谈中国佛教的组织化与社会化的课题。谈及湖北省地方当局“打造大品牌，弘扬禅文化”的口号，老和尚爽朗地笑着说：他们打造他们的大品牌，我们弘扬我们的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