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理论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姚卫群（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六祖惠能大师的禅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进程，1300年后的今天，惠能大师的精神财富依然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2013年9月4日，2013年六祖惠能圆寂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姚卫群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坛经》理论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的学术报告，以下是姚卫群文章摘录：

《坛经》是禅宗的基本经典，在佛教史上引人瞩目。这一经典之所以具有显要的历史地位，自然与惠能在禅宗发展中的影响有关，但具体来说，也与《坛经》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一般的理论特色和作用更有直接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人们经常论及，也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深入思索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些探讨，提出一些看法。

《坛经》在佛教义理上所强调的一些要点

《坛经》及禅宗祖师中虽然常出现不立文字的说法，但是这一经典中其实包含了一系列佛教的根本义理。这些义理中的要点对禅宗后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禅宗成为中国佛教诸宗中影响最大的宗派起了主要作用。这些义理中较为突出的至少有以下一些：人法两空、自性清净、不二中道、无分别、实相涅槃、顿悟解脱。

1.人法两空

空的思想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所提出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发展到大乘时期被佛教思想家明确等同于性空之说。在《坛经》中，这方面的思想被作为般若学说的正统理念，为禅宗所大力强调。如《坛经》般若品中说：“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这里论及了无论是世界一般事物，还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是性空的。作为世界一般事物，天上地下的各类物体，是空的，此所谓“法空”。作为人，善人也好，恶人也罢，在天堂中的人，或在地狱中的人，本性也是空的，此所谓“我空”。

这种空的思想集中表现出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的鲜明特性。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与世俗事物拉开一定距离，强调不同凡俗，不执著于世间各种事物，无论是生命现象还是周围环境，都不能执著。印度原始佛教时期，释迦牟尼提出的“无常”和“无我”理论其实就具有“空”的含义，只是当时没有特别突出或明确地将二者等同于“空”。印度部派佛教中虽然也有关于事物空的理论，但这些部派关于空的思想或者是属于“分析空”，或者是属于“相空”，认为事物聚合在一起则有，这有只是现象，聚合物分散了则空；事物现在为有，过去和未来则空。部派或小乘谈空通常不是很彻底。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强调事物的“性空”，认为事物无论是聚合还是分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将来都是“空”。空一定是事物的本性，不能离开事物说空；也不能离开空来说事物的本性。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不变的实体或主体。无论是“人”还是“法”均为性空。《坛经》继承了大乘佛教的这种观念，特别是般若类经的性空思想。

从这种性空的思想出发，《坛经》定慧品中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这里也包含人法两空的思想。因为文中说的无念、无相和无住都是既否定人内在的永恒本体的真实存在，也否定外部事物展示的种种相的实际存有。既包含人空（我空）的思想，也包含法空的思想。基于此，《坛经》要人们在内心中不执著于任何东西。这里体现出了《坛经》作为大乘佛典在理论上的最基本特性。

2.自性清净

在《坛经》中，自性或佛性概念颇受重视。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是吸收改造印度大乘佛典中有关思想后形成的，也与惠能前的一些禅宗祖师有很大关系。禅宗初祖达摩即接受人人有佛性的观念。他是“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达摩的修行就是要认识人的“真性”。而传到弘忍时，则明确强调人人都有佛性。弘忍在《最上乘论》中认为，众生的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还说：“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若识心者，守之则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涂。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也就是说，禅宗在弘忍时，已经比较明确地认同人人都有佛性或清净之心的思想，认为人只要去除妄念或认识本来清净的真心，即可成佛。

惠能作为弘忍的弟子，基本上也是认为众生均有清净的佛性。《坛经》行由品中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这里说的“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实际是禅宗，特别是惠能系统之南宗禅的基本修行要求。认识自性清净心或佛性是解脱的必由之路，因为向内认识自己的本心或向内见自己的本性是获得觉悟的主要体现，是惠能等禅宗祖师所一直强调的基本修行路径。

3.不二中道

“中道”思想是佛教创立时就提出的一种思维方法。释迦牟尼最初讲中道是对其最早的五个弟子说法时提及的。根据《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中的记载，他告诫这五个弟子时说：“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一曰著欲乐贱业，凡人所行；二曰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无义相应。五比丘，舍此二边，有取中道。”佛在这里把离开“二边”视为“中道”，即要弟子们不执著于极端化的苦，也不执著于极端化的乐，要离两边而取中道。这一思想方法在佛教后来的发展中又被大力强调，成为佛教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不二”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一些经论中突出强调的，如《维摩诘经》等著名大乘经中有典型论述，列举了大量关于“不二法门”的有关事例。从总体上说，“不二”就是不偏向两边，不走极端，这即是中道。也可以说，不二中道是佛教在把握事物本质时所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

《坛经》继承和发展了印度相关佛典中的这方面观念。《坛经》中有“中道”的具体内容，也有“不二”的明确论述。如《坛经》行由品中说：“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此处，《坛经》中引述了古代佛经中的思想，在论述佛性时，认为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这种表述是要避免对事物认识时出现偏差或失误，以实现禅宗所要达到的成佛或觉悟的根本目的。在《坛经》看来，“见二”是凡夫俗子的认识状态，是一种妄念或无明；而不二则是一种客观的认识，是智者所为。以中道的精神达到不二状态，也就是认识了佛性。《坛经》中对不二中道思想的论述较好地显示了佛教分析或看待事物时的一种基本态度，在中国古代有重要影响。

4.无分别

《坛经》受《金刚经》等般若中观思想的影响极大。这方面也有相应的论述。如《坛经》顿渐品中说：“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此处，所谓“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就是一种“无分别”的观念，因为若要使用一般的“分别”手法，实际上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一般的分别总是伴随着种种的错误或局限性，分别的结果是不能“建立万法”，即不能把握世上的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无分别”，也就是所谓“无一法可得”，才能获得“解脱知见”，才能“建立万法”，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和印度大乘佛典《金刚经》等中的“说……，即非……，是名……”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坛经》在这方面的论述还有不少，如《坛经》付嘱品中说：“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此处，作者在谈到本心或本性时，用了一系列的“无”字，这也是禅宗的无分别观念的典型表现。作者力图通过这种无分别的手法，来使人领悟这本心或本性。

5.实相涅槃

《坛经》也强调要通过智慧获得解脱，但又有其特点。如《坛经》般若品中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这里谈到了悟需要般若之智慧。但愚人无智，不能自悟，需要“大善知识示导”。因而，获得实相与自己的修行有关，只是愚人需善知识的开示帮助才能获得智慧，认识事物的实相，达到涅槃或成佛。

《坛经》里说的智慧，主要也就是指般若智慧。该经般若品中说：“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这里讲的“无形相”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般若的性空之理。《坛经》般若品中还说：“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这里的智慧即般若的不执著于任何事物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就可达到“见性成佛道”的涅槃境界。

6.顿悟解脱

“顿悟”思想在佛教中不能说是禅宗最早提出的，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其他的一些佛教流派或文献中都有相关的思想观念，但在佛教史上大力倡导，极为强调，较突出的则是禅宗。

《坛经》般若品中说：“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是说由迷到悟的转化时间可以非常快，只在一念之间。所谓“解脱”就是由迷的状态到悟的境界。由迷到悟也就是由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到认识自己的本性。如上所述，禅宗认同一些大乘佛典中说的人的自性清净、佛性本有。既然这样，那么禅宗所追求的觉悟或成佛实际就是一个人向内观照自己本性的过程。而觉悟或成佛的快慢取决于修行者向内认识自己本来清净的本性或佛性的快慢。如果一下子领悟了般若智或佛教的根本道理，那么这觉悟或成佛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不需要多长时间。因而，《坛经》般若品中说：“若开悟顿教，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坛经》思想中较突出的理论价值

《坛经》的理论是在继承印度佛教经论以及禅宗前代祖师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虽然产生在古代，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仍有不少合理或科学意义的成分，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值得今人借鉴。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成分至少有以下一些较突出的部分：

1.事物的变化和无常思想

《坛经》中强调的佛教的“空”观念实际包含的是事物的变化和无常的思想。因为包括禅宗在内的多数佛教派别并不认为事物是完全的虚无，而是认为事物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主体。《坛经》要“空”的是事物的不变主体，强调只有消除了认为事物绝对不变的错误观念，才能不执著于种种虚假的东西，才能更好地在世间利益众生。这是佛教的根本思想。这种观念展示了佛教思想中的发展变化精神，对于人们认识自身以及外部世界有积极作用，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思想，符合事物的客观情况，值得肯定。

2.人认识的局限性的观念

《坛经》中有很多关于“无分别”的主张。之所以要求无分别，实际上是认为用于分别的各种名相概念不能完全表明事物的本质或实相，即认为人的认识有局限性，有关名相概念可能产生误导。这种思想也具有合理性，因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往往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事物在不断变化，但人的认识往往不能同时变化，带有各种错误或虚妄。因而，人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判断性言语通常是无法完全反映事物的。对于名相概念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肯定，不能绝对化，要看到其不全面性或局限性。这种思想对我们今人在认识事物时也是有启发性的。

3.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

《坛经》在论及事物本质时所用的言辞前常常加上“不”或“非”等否定性的文字。这实际展示了禅宗所具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坛经》实际认为，要克服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或错误，就要在描述事物本质时有一种否定的意识，即要时时注意克服有关概念名相的局限性，要不断对错误的认识加以否定，在一系列的否定中去体悟事物的本质。这是禅宗推崇的思维方式，也是佛教中经常使用的方式。它对我们今天改进思维方法，时时提防片面性或主观性是有益的。

4.智慧解脱的主张

《坛经》十分重视佛教的般若思想，把其视为一种最高的智慧，认为人要获得觉悟或成佛就一定要掌握这种智慧。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痛苦，而痛苦与人的无明或无知直接相关。灭除无明需要般若慧。《坛经》中倡导的这种观念即智慧解脱的观念。这虽然说的是佛教的智慧，但它强调的思想对我们今天追求真理，追求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有激励作用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真理的理解可能有不同，但对于真理的追求常常都是强调的。认识到真理或智慧对摆脱痛苦的重要性，并为获得真理而努力，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对于促进文化的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坛经》思想对佛教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佛教传到中国后有重要发展。佛教在中国后来形成不少宗派。在各个佛教宗派中，发展最迅速或最顺利的就是禅宗。而《坛经》思想对于禅宗扩大影响，对于促进佛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起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所述的《坛经》思想中强调的一些佛教基本义理的重要部分，对禅宗的发展，以至中国佛教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坛经》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思想是其“佛法在世间”的思想。

《坛经》般若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在惠能等禅宗高僧们看来，佛法是世间中的佛法，觉悟是在世间中的觉悟。要离开世间去觉悟无异于寻求长了角的兔子，是徒劳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就是为了使众生脱苦，但众生是生活在世间的。因而，所谓解脱就是在世间中消除痛苦；所谓觉悟就是认识世间的本质。这些都只能是在世间中完成。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坛经》接受《金刚经》等般若经典的思想，大力讲事物为“空”，要求信众不执著于外部事物。但这并不是认为世间一无所有，完全虚无。《坛经》并不认为人们在世上的活动无意义。它实际上要强调的是：佛教的各种修行活动其实是围绕世间来进行的。佛教在创立时最初提出的“四谛”理论就是以使有情摆脱痛苦为目标的，后来的佛教教义尽管有发展和变化，但其根本宗旨一直是强调要为众生拔苦与乐。如果把世间一切事物看成绝对的虚无，那么佛教的各种佛事活动也就没有意义了。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有不同于一般思想流派所具有的特性。它必定要展示其超凡入圣的一面，必定要表明其不同于世间一般思想的观念。在佛教创立之初，佛教对世间的看法或基本观念在这方面就有所展露。《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人间愦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道真！”《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还说：“善智离世边。”这些都表明，在印度的早期或小乘佛教中，出世的观念是十分受重视的，这种观念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明显特征。但早期佛教在表现出“出世”观念时并不否定世间与佛法的关联，如《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佛出于世间，转无上法轮。”这里是说，佛是离不开世间的，佛传法是在世间中传法，不可能离开世间去传法。由此可知，在早期佛教中就有明确地将佛或佛法与世间密切联系起来的言论。只是从总体上看，早期佛教还是强调世间中充满了造成众生痛苦的种种“烦恼”，要摆脱这种状况。

印度的大乘佛教虽然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多一些，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讲出世。大乘佛教的一系列理论中都有出世的内容。如大乘佛教更突出地讲“空”，这一理论中就有认为现实世界中无不变之体、事物是无自性的观念。尽管这“空”的理论中也包含“假有”或“妙有”的含义，但其中的否定现实世界事物或人生现象有实在性的思想是主导性的，这自然就包含与出世观念有关的成分，成为出世观念的重要理论支撑。

佛教传到中国后，要立足，就要适应中国的情况。中国古代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是由儒家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文化重视现实社会中大众的世俗生活，注重道德人伦，强调人要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重视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对人伦或道德规范问题的思考与对宇宙本质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或寻求真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多少注意到了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只是不同的中国佛教宗派重视的程度不同。在这方面，应当说禅宗要优于其他的中国佛教宗派。以《坛经》为主要经典的禅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印度佛典中先前就存在的“入世”观念参照中国已往文化中的“入世”思想加以改造，同时在理论中还保持印度佛教中原有的“出世”思想，把这些成分融为一体，尤其大力弘扬其中的“入世”观念，将其推向极至，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而在这方面，《坛经》是禅宗文献中的一个典范。《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在中国成了佛教的一面旗帜。对这一思想的强调，使禅宗成为推动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个主要动因。在中国近现代影响极大的“人间佛教”思想实际也是与《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思想高度一致的。《坛经》中的各种具有明显理论价值的思想，特别是其大力倡导的“入世”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新时期的积极发展，为当代的社会和谐，民众安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