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孝荣：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2011年10月10日 17:56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综合 作者：何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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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辽朝燕京佛教述论》的论文，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辽朝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崇奉和提倡，燕京佛教的繁盛面貌，落后的一面。论文摘要如下：

辽朝是北京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作为陪都的燕京（今北京）佛教各宗都得到迅速传播，民间普遍信仰佛教，佛教寺院大量修建，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

一、辽朝对北京佛教的提倡

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辽朝，宗教信仰本是萨满教。辽太祖时建立城池，实行汉化，佛教随之流入，辽朝最高统治者大力崇奉和提倡佛教。

辽朝皇帝、皇后等经常来燕京游幸，对燕京佛教加以护持和提倡，其表现有：

第一，幸寺饭僧，刻印佛经。圣宗、兴宗、道宗在燕京刊刻大藏经与零散佛经，终编印成《契丹藏》。

第二，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辽朝最高统治者对燕京佛教的发展颇为热心，先后多次在此修建寺塔。如，悯忠寺高阁建于唐；949年，仙露寺建塔供奉佛牙舍利，舍利匣“傍刻僧志愿记，具书布施金钱姓名”，包括“大辽皇帝、皇后、东明王夫人、永宁大王、燕主大王、国舅相公等多人。

他们还给燕京佛寺敕赐名额，加以护持。

辽朝皇帝又为燕京佛寺作碑护持。南城有三觉寺，“寺有契丹昭孝皇帝大碑记，在月台”。所谓“契丹昭孝皇帝”，即辽兴宗。在报先寺，“有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御书《华严经觉林菩萨偈》”。皇帝御制碑立于寺中，无疑是在护持佛寺和佛教。

第三，礼敬名僧。对于燕京佛教各宗名僧，辽朝皇帝也礼敬有加，封官赐紫。如，僧非浊，初习律宗，寻修密法。

二、辽朝燕京佛教的繁盛

辽朝以前，唐武宗及周世宗灭佛，幽州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统属的关系，佛教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反而是中原地区的僧侣大量遁居此地。到了辽朝，最高统治者崇奉和提倡佛教，因此各宗名僧纷纷聚集燕京。其时，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形成了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局面。

辽朝的燕京佛教，以律宗为盛。律宗名僧，首推法均。法均，幼礼燕京紫金寺非辱律师，“究律学，谨持犯，得性自然”。清宁年间，“道声遐震”。咸雍年间，开京西慧聚寺戒坛，“来集如云”，法均“为大和尚，俨临万众”，传授戒法，声威大振。律宗之学，遂为一时之盛。

同时，有律学名僧志智。志智，师律宗名僧守司空辅国大师思孝，“精究律部，又学经论，性相兼明”。太傅延寿大师授以传法戒本，令弘传律学，“自后随方开放，度人无数”。

华严宗也盛行于时。辽道宗对华严学有造诣，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颁行天下，并刻入《契丹藏》。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华严宗盛于燕地。

密宗也有名僧在弘传。僧非浊，初习律宗，寻修密法，“遁匿盘山，敷课于白伞盖，每宴坐诵持，常有山神敬侍”。他在燕京永安寺传播密教，教授弟子，影响甚大，道宗赐号“显密圆通法师”。
禅宗也是当时燕京流行的佛教流派之一。辽初，有禅僧智辛，住燕京崇国寺，“参般若市，来往如云”。门人有崇德、崇信等九人；辽太宗会同年间，有曹洞宗二世孙从实禅师来燕京，“与其徒千人讲法潭柘，宗风大振”；辽世宗天禄年间，有开龙禅师智常“弘潭柘之道”。其后，燕京禅宗暂时沉寂。至辽末，禅宗由宋复传入燕。临济宗的传播以燕京城内竹林寺影响最大，青州希辨住华严寺（潭柘寺），“戒行高古”，僧众以为“潭柘再来”，对曹洞宗传入燕京有开创之功。

弘传净土宗者，有僧非浊。他宣扬净土宗学的种种“好处”；僧诠明，活动于辽穆宗、圣宗时期，主持编定了辽代大藏经——《契丹藏》，圣宗赐号无碍大师。他“发愿造三寸刻檀慈氏菩萨像，祈誓生兜率天。”

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加上各宗僧人的弘传，使佛教在燕京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其时，上自皇帝、贵族、官员，下迄五行八作的庶民百姓，人们普遍信奉佛教，出家者急剧增多。

北京曾出土辽代官员王泽及其妻李氏墓志铭，称王泽出生于显宦世家，任怀州观察处置使，封琅琊开国侯，子为兵部侍郎。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几乎代代信佛，人人信佛。王泽生母早逝，继母仇氏落发为尼，王泽之妻李氏“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王泽晚年“杜门不仕，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数百本”。王泽有三女，长女、三女均出家，“宣讲大小乘经律”。孙安裔有六女，二人出家。可见，信奉佛教之盛。

为了协助佛教寺院举办法事，民间组织了许多佛教邑会组织，其中最常见的“千人邑”，隶属于佛教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佛教寺院由于得到各阶层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使佛教信仰更为普遍。

佛教在燕京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燕京的佛寺也因之大量修建，“僧居佛宇，冠于北方”。根据统计，辽朝时期，燕京寺院修建的数量仅次于唐朝。正如元人所说：“辽自有国以来，崇奉大雄氏之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晨夕之敬，惟恐其后。宝坊华宇，遍于燕蓟之间。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

三、结论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大力扶持佛教。辽朝最高统治者崇奉和提倡佛教，是燕京佛教繁盛的最重要保证。

第二，辽朝时期是燕京佛教的第一个繁盛期。我们把西晋北朝称为北京佛教初传时期，隋唐五代是北京佛教迅速发展时期，辽金元则是北京佛教的繁盛时期，辽朝即是北京佛教的第一个繁盛期。
第三，经过会昌法难和周世宗灭佛，中国佛教衰颓不振。北宋建立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多加保护和提倡，促进了中原地区佛教的复兴。其中，最为兴盛的是禅宗，形成“五家七宗”之势，盛行一时。

一方面是各宗发展仍落后于中原地区，并没有呈现出北宋佛教禅宗“五家七宗”齐放、天台山家、山外争鸣的实质性繁盛；另一方面燕京佛教虽然名僧不少，但是佛学造诣与影响仍然难与中原地区相比，以至于能够有资格载入后来编撰的《补续高僧传》者，似乎只有律僧法均等极少数僧人。

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是长期历史局限与现实政治、经济、佛教环境决定的。总之，我们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落后一面，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