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

2011年10月11日 09:4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杨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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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在会上发表了其翻译的题为《日本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论文，介绍了日本野上俊静对辽代佛教的研究成果。论文摘要如下：

日本学者对辽代佛教的研究，主要围绕契丹民族的兴起和建辽过程、辽实行的宗教文化政策、辽代社会佛教传播与兴盛、佛教学者和著作、寺塔、契丹大藏经、房山石经等专题而搜集资料，撰写论文或专著。迄今为止，在辽代佛教的研究方面仍以神尾弌春、野上俊静两位学者的著作最有代表性。

神尾弌春生于1893年，191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的《契丹佛教文化史考》对契丹兴亡及其佛教文化源流、寺塔、契丹大藏经、高僧及著作等作了考察和论述。

野上俊静（1907－1994），毕业于大谷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曾任大谷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辽、金、元佛教的研究。他对辽代佛教文化的研究，虽在吸收神尾弌春的《契丹佛教文化史考》和其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又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绩。

野上俊静著有《辽金的佛教》。全书分为“辽代篇”和“金代篇”两大部分，是他长年从事辽代佛教和金代佛教研究而撰写的16篇论文的结集，书后还附有一篇《胡族国家和佛教》。“辽代篇”收有论文8篇，包括：《辽朝与佛教》、《辽代的佛教研究》、《〈龙龛手鉴〉杂考——契丹佛教研究之一出》、《辽代社会的佛教》、《辽代燕京的佛教》、《关于辽代的邑会》、《契丹人与佛教》、《辽代佛教研究的发展》。

其中的《辽朝与佛教》，对辽代佛教作了比较系统集中地介绍。论文依据现存辽代佛教文献和《辽史》、《契丹国志》等史书以及散见于其他文献有关佛教的记载，对契丹族建辽过程中有意引进佛教的政治意图和文教政策，历朝诸帝实施的扶植佛教的措施和佛教传播发展的情况、辽代的著名学僧和著作、寺院、编印契丹大藏经和续刻房山石经等文化事业，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辽代的佛教研究》，较详细地考察、介绍了辽代学僧和他们的佛教研究情况，认为辽代的佛教研究是以华严教学为中心，华严圆融思想有很大影响，同时在密教研究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此外在净土、戒律等方面的研究上也有成果，反映了辽代学僧具有“八宗兼学”的倾向。

《〈龙龛手鉴〉杂考——契丹佛教研究之一出》，集中对学僧行均生平及其名著字书《龙龛手鉴》进行考察和介绍。

《辽代社会的佛教》，对辽代诸帝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广泛传播于社会的盛况，僧侣享有可任高官的优遇和地位，都城和各地广建寺院，佛教对契丹族社会的风俗和节日的重大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辽代燕京的佛教》，集中对辽代燕京（今北京）的佛教寺院及其名僧进行介绍。

《关于辽代的邑会》。在辽占领地区，特别在所谓“燕云十六州”地区的佛教与北方广大地区的佛教是相通的，随着佛教的兴盛，兴起了佛教邑会结社的活动。所谓“邑会”是“以佛教信仰为纽带而结成的，以进行各种佛教事业为目的”的结社，起源于六朝，盛于唐宋。本文对辽占地区（主要在华北地区）的佛教邑会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依据各种寺塔碑文及相关资料，对邑会发起人及指导者的邑长、邑证及出资施舍参与活动的一般“邑人”（会员）、邑会活动的内容（念佛、修建寺塔等）及所谓“千人邑会”等进行考察和论述。

《契丹人与佛教》。契丹族在兴起和建辽过程中，为安抚和控制汉人，加强统治，曾积极引入汉人文化，在宗教方面对佛教采取积极提倡和大力扶植的政策。辽代诸帝，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都虔诚信奉佛教，盛办佛事，发展佛教事业。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文章对佛教兴盛之后对契丹族和辽代社会的广泛影响，包括在生活、风俗、习惯乃至节日方面的影响，以及辽代著名佛教学者和著作以及作为辽代重要文化事业的编刻契丹大藏经、在房山继续雕刻石经等，也有介绍。

《辽代佛教研究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对日本辽代佛教的研究情况和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概要介绍。文章对日本早期研究辽代佛教的成果，如1912年胁谷挥谦《辽金时代的佛教》、妻木直良《论契丹大藏经彫造的事实》；1913年胁谷挥谦《辽金佛教的中心》；1914年常盘大定《契丹的佛教》；1930年松永有见《宋辽时代的密教》；1935年冢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藏经》等著作及他本人先后发表的关于辽代佛教文化的论文，都作了详略不同的介绍。

野上俊静是日本对辽代佛教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因为受时代、政治学术环境和资料不足的局限，不仅有些名称、说法已经过时，他的一些考察和结论也有待进一步修正或补充，而且有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尽管如此，野上俊静在辽代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至今仍很有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