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勐：辽代墓葬中的佛教题刻综述

2011年10月10日 17:24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孙勐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孙勐（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孙勐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辽代墓葬中的佛教题刻综述》的论文，通过对辽代墓葬的考察反映了密宗信仰在辽代社会的广泛盛行，墓中包含的丰富的随葬器物、绚丽的墓室绘画及精致的雕刻物品等是如今了解、探讨辽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以墓葬为对象，也是考察佛教信仰的传播状况，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课题。论文摘要如下：

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在其长达200余年的统治期间内，佛教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初，契丹人信奉原始多神萨满教，之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佛教开始被接受，并逐渐传播开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一直与人们的死亡观念紧密相连。墓葬是专为亡者而建的地下空间，其中的各种物质形态和蕴含的丧葬习俗与社会风俗、信仰等密切相关。因此以墓葬为对象，考察佛教信仰的传播状况，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辽代墓葬不断发现，集中分布于辽五京及其周围地区，总数已达数百座，从早期到晚期的序列较为完整，延续性较强。此外，辽墓中包含的丰富的随葬器物、绚丽的墓室绘画及精致的雕刻物品等是如今了解、探讨辽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一、铜牌和铜冠饰

辽宁省新民县巴图营子一座辽代多室砖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包括象征着墓主人契丹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鎏金镂孔铜冠、鎏金铜面具等。另外，有一件椭圆形鎏金铜牌，牌面的边缘有一周压印的圆点纹，上部有半圆形缺口，两侧各有一穿孔。牌面刻汉字音译梵文的“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共十五行。根据铜牌的形制和出土位置，推测其原本应佩戴于亡者胸前。“破地狱真言”属于密宗经咒，“若人依法书写佩戴，所有恶业重罪并得消除”，信奉者很可能认为直接书写或佩戴于亡者身上将更容易发挥出消除罪业，免受地狱之苦的功用。

辽宁建平县炮手营辽墓（JRM1）中出土了一件双凤鎏金铜冠饰，冠面正中饰火焰珠，底部为莲花，其间刻划梵文四字。辽墓中的铜冠不仅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还具有引导亡者升天的“法器”的功能，其上刻梵文佛经，应是希望借助于佛法的力量往生净土。

二、墓志和石碑

北京阜成门外发现寿昌三年（1097）董庠及其妻张氏合葬墓，墓葬已被破坏，但尚存董庠及其妻张氏墓志刻石各一块。董庠墓志首段记墓主人的职官，中间刻“灭罪真言”、“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生天真言”，经咒为汉字音译梵文。其末行有“所有勋业、异政、氏族具如幢文，故此不书”，据此可推断该墓地表原本建有墓幢。同出的其妻张氏墓志记载：“孙女五，三喜、迎璋、省哥落发为尼。”可知佛教信仰在其家庭中有着重要影响。

与之相似的墓志刻石在山西大同市西南郊15号辽墓中也发现过一件，墓志记载了墓主人为董承德妻郭氏，末尾两行刻梵文陀罗尼。为亡者镌刻密宗经咒，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树幢于地表，既可供人祭拜、诵读，还具有“尘沾影覆”的神效，能达到拯济一切众生的目的。董庠等刻石将经咒刻在墓志之上，并置于墓葬之中，应是密宗信仰的一种较为特殊的表现形式，其目的主要是借助真言的力量济渡墓主人个体，从这一点上来看，当为墓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体。

三、墓室中的题刻

辽墓之中，我们还发现有墓室四壁镶嵌佛经石板、墓门、墓壁上题写、绘画佛经等现象。在辽宁省朝阳市西上台村发掘了一座辽墓，为八角形单室墓，墓室四壁共镶嵌十四块佛经石板。石板经过磨制，高度相等，正面的上、左、右刻蕃草纹边框。经板正面为竖行阴刻梵字口佛经，字口均描金。在佛经字口描金，不仅为了庄严经板，更为重要的是佛教信徒可借此表达对经咒的崇敬。部分经板的右上角有汉文经名，其中包括“一切如来心陀罗尼”、“阿閦灭轻重罪咒”、“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昧耶密言”、“佛顶尊胜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等。在墓室周壁镶嵌经板，规模相当宏大，使整个墓室成为了一个具有浓郁佛教气息的场所。结合墓中发现的鎏金金刚杵、影青瓷净瓶等佛教法器，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僧人。

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发现的一座辽墓中，墓门近顶处有墨书3个梵文，墓室内北侧的穹隆顶中部墨书四竖行七言诗一首：“真言梵字触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速证无上大菩提。”在墓室的北壁、西北、东北及东西两壁至床檐的部分，均墨书横行梵文佛经，残存约200余字，所书即上述诗中所云的“梵字真言”。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中，甬道内顶部有一个墨书的梵文“佛”字，墓室内北侧第三幅壁画右上方有墨书题记五行，其中前四行为梵文。在河北涿鹿县辽代壁画墓中，墓门处的柏木封门板上有墨书梵文，并有竖行“有出家男大师塚□”汉文墨迹。河北宣化张世卿墓（M1）为双室砖墓，前室为长方形，后室近方形。后室东壁绘一组备经备茶图，在两名头戴黑色交脚幞头的侍吏前面有在一张朱色方桌，桌上放置一摞书籍，绿色封皮上写“金刚般若经”，应是墓主人生前时常诵读的佛经。

四、葬具上的题刻

（一）石棺或石函上的题刻

北京西郊出土的傅章石棺，棺盖为盝顶形，顶部正中刻“朝散大夫尚书职方郎中借紫云骑尉傅章；乾统七年闰十月二十日丙时建”，两侧及四个斜面镌刻汉字音译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中出土了一具由六块石板组成的石函，其内放置骨灰。函盖为盝顶形，四刹饰蕃草纹，平面四角及中部环形阴刻五组梵文。石函四壁也阴刻梵文，均在字口描金。

大同西南郊发掘的第9、10、15号辽墓，各有一具石棺，盖为盝顶形，上面镌刻汉文的墓主人姓氏和梵文佛经。大同卧虎湾1、2号辽墓均为平面呈圆形的单室墓，分别出土一具石棺，盝顶形棺盖上残存梵文墨迹。卧虎湾3号辽墓的石棺盖内有墨书六行，其中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一字法舍利塔”及亡者、书写者、供奉者的姓名等。其中的四句偈语即为缘起偈，又名法身偈，说明法身不生不灭。有此偈语的佛教文物在北京辽代北郑塔、云居寺北塔的塔身上均有发现。

（二）木棺上的题记

带有佛经题记的木棺主要发现于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之中。宣化张世卿墓（M1）后室中部的砖砌棺床上发现七块残存的棺板，其中五块带墨书梵文的陀罗尼经咒文，有“智炬咒”和“六字大明咒”。

五、小结

上述有佛教题刻的辽代墓葬，发现地点集中分布于辽上京、中京、南京、西京等道，既有汉人墓，也有契丹人墓，均为中、晚期，正是辽代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根据墓室的规模和随葬器物，可知墓主人均属于具有一定社会身份或拥有相当财富的官宦与地主阶层。

墓葬中各种带有佛教题刻的遗物和遗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生前生活场景在地下空间的再现，反映出亡者生前的佛教信仰，以及死后冀希借助佛教达到灵魂升天的愿望。

在佛教题刻中，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诸杂陀罗尼经咒。结合墓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些佛经在当时社会中广泛传播。辽墓中的佛教题刻均属于佛经精华，而在这些题刻中，属于密宗的各种陀罗尼经咒占了绝大多数。密教经咒在盛唐以后广泛流行，其最常见的载体就是经幢，随着传播日广，信奉者大增，不仅其存在的空间由地上扩展至地下（即墓葬），并且物质载体的形式也发展得丰富多样，在佩饰、墓志、壁画、石棺、木棺等遗物上均可见。这种状况是密宗信仰在辽代社会广泛盛行的一种真实表现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