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用：略伦金代佛道思想的融合

2011年10月10日 16:53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李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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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玉用（图片来源：李玉用）

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玉用发表了题为《略论金代佛道思想的融合》的论文，他认为新道教汲取了儒、佛二教理论的养料，尤其是禅宗理论对王重阳开创全真教影响重大。论文摘要如下：

从思想史上来看，儒佛道“三教融合”是南北朝以降的一股思潮，各思想流派又都有自己的基本立场、融合三教的特定角度以及理论层面等，所以“融合”并不意味着三教已彻底打成一片，而是既有反映时代思潮的共性，又有符合各自传统特征的个性。

一

南宋中后期、金元之际，是中国道教发展、流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宗教史上创造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南方汉族统治区主要有净明道开始盛行，以及后来合于全真的道教内丹南宗；北方金元相继统治区则主要以真大道、太一道和全真道三大新道派在风行。

学界把它们统称之新道教，与传统道教或旧道教相比，新道教重新回归了道教初创时期立足于下层之践行特征；而从理论上看，最显著的特色，便是这些新道教尽管仍然以道教为本位，但比既往更加注重融摄儒、佛二教的思想资料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主张“三教融合”，既是顺应时代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它们各自理论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

二

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三大教团中，以全真道的持续时间最长（延续至今），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全真道创始人为王重阳（公元1112—1170年）。王重阳自幼聪颖好学，童蒙即修习儒家经典。年轻时，曾和当时的许多普通儒生一样，攻修进士举业，以求取功名；但事与愿违，名落孙山，后又改试武举。

“甘河证道”是王重阳人生里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前往山东半岛传道，收了著名的全真弟子马钰、丘处机等七人，史称“全真七子”，正式开始了全真道的创教过程。

王重阳自幼熟读儒书，在他皈依道教的过程中，还对佛教经典有深入之研究。据自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挂碍。”王重阳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在开创全真道之初，便能积极顺应当时十分兴盛并向深入发展的“三教融合”的思想潮流，将“三教合一”、“三教圆融”作为创教之宗旨，进一步吸收和融摄儒、佛二教尤其是禅宗心性理论的养料，以心性范畴解释、会通传统道教的神、道等范畴；以身心，“性命双修”、双合来对应和反驳禅宗的单纯的“明心见性”。

王重阳所开创的全真道教与传统道教相比，一个鲜明、突出之特点便是重视对心性的修炼。心性学说是王重阳内丹思想的核心理论，一切修性、修命之方法、实践都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展开的。王重阳的心性理论主要来自于禅宗，因而，其所谓的炼心实质和禅宗心性了悟颇为接近。全真教的教理中重视‘心’，《般若心经》成为了全真教所依据的经典之一。”

针对传统道教的肉体飞升、长生不死的观念，王重阳在《立教十五论》中批评肉体长生。他认为，修道必须以修炼性命为根本，成功者可脱凡入圣，但得道证真并非是肉体白日升天、脱离俗世，真正得道之人是“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

以上说明，王重阳在汲取佛教思想特别是其心性超越理论后，已经放弃了追求肉体长生不死的理想，转而追求精神之不死即力图通过心灵对现实的超越功夫而超越生死。“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要做到本来真性不乱，才是长生不死，强调了内在精神的超越。

受禅宗“无念为宗”，保持心性清静，“心是明镜台”，即色是空的影响，王重阳也强调心性清静，无念无著，他说，“内清静者，心不起杂念；外清静者，诸尘不染著。”在他看来，修行的关键在于顺其自然，无所索求，摒除凡尘，而达到心地清静的境界，除此，都不是真正的修行。“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

王重阳对于人与万物产生根源的看法，更多采用的是佛家的缘起性空观。

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道和禅宗虽然都主张通过宗教修炼，逃脱阴阳造化之数，进入一个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动静等对待的绝对自由世界。但禅宗是把成佛的功夫全部建立在“明心见性”之上，认为“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也即“悟则凡夫为佛，迷则佛为凡夫”。这样，禅宗的所谓解脱，也只是一种典型的心灵解放，因为其也仅仅限于灵魂的解脱。而王重阳所创的全真道则主张“性命双修”，虽然在整个修炼功夫中，性功居于统制地位，但全真的内丹修炼是通过性功牵动命功，最终达到性命双融双合，实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解脱。

三

全真道是以“三教融合”这个基本的立教原则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总体来看，全真思想吸收、融摄了儒家、禅宗和传统道教的许多养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因全真道士们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在吸收儒、佛思想时有自己的考量和选择，从而使得全真“三教融合”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近道、近儒和近禅三家。这三家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马钰、丘处机及龙门派和王志谨及盘山派。对此，著名学者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中论述道，“丹阳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参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此论甚为精当。

另一方面，也是对禅宗思想的有机融合和吸收。“清净”本佛教用语，指清除妄念，至一念不生时，真性自然显露。从马钰所述“清静”来看，颇类似于佛教的“无念”思想。为臻于清静境界，马钰吸收了禅宗慧能南派的摄心方法，要求不拘泥于坐的形式，把澄心荡念扩展到修道者的全部日常生活中来，“行住坐卧皆是行道。”正如禅宗“禅不在坐”，马钰力斥只重打坐形式而忽略打坐的本质及目的。

他还以禅宗的空无思想来阐释修道，要修道之人于“空无”中而“趣得”并“超越三界”。他充分吸收了禅宗心性本净的思想，而强调心性清静修“无心无为”的性功。

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世称“长春真人”、“丘神仙”，是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高徒、“全真七子之一”，全真龙门派的创始人。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他有高度评价：“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平时兼学三教经书，赞同“三教融合”，提出“推穷三教，诱化群生，皆令上天合为”，把儒、佛两家思想中有利于自己的内容纳入全真道。在偏重融合儒学的同时，也注意援引和兼容佛禅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内丹心性理论当中。“圆成无碍无知，信法界空空寂灭迹。又勿劳习定，安禅作用，偷闲终日，打坐行治。大理无时，真功非相，动静昏昏合圣规。无高下，但能通般若，总证牟尼。”这段话表明，首先从思想上认同佛禅，进而才能把佛禅理论融入其修炼的理论和实践中来。

丘处机首先吸收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观点，告诫门徒们要坚持心性的修炼，只有在心性上修炼，达到“识心见性”，才能真正从心理上、精神上出离苦海，免受轮回之折磨，从而享受“真乐”，“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殊不知天上真乐，乃真乐耳。”那么如何才能脱离“苦海”，出离轮回而享受“真乐”呢？

在丘处机看来，便是保有和全其“真性”。所谓“真性”，是指人心的本性，认为它才是超出生死之永恒，而肉体是不能长生的，本来每个人的自心真性是无欠无余的，然而当人降临到世间，由于产生种种情欲，所以迷失了自心本性，只要悟出本性，便可成仙登真。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无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只要体认本来真性，便可超出生死，享受真乐。丘处机这种唯重修心见性超出生死的内修路线十分接近佛禅之道。

丘处机及龙门派的识心见性的理论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同小异。但与禅宗只有内日用而无外日用不同，龙门派强调以外日用为先、内日用为后的步骤去识心见性，所以它反对单纯的顿悟，主张在渐修的基础上讲究顿悟，“有云：赫赫金丹一日成，学人执此言谓真有一日可成之理则误矣。本所谓功行既至，天与之道，顿然有悟于心，故曰一日成也。若果有不待功行，一日可成之理，则人人得师真一言皆可入于道，而祖师及诸师真又何必区区设教，化人修行，勤苦如此？”正是在内外日用的功行论基础上，龙门派认为，识心见性的“心”与一般意义上的心不同，是“平常心”。

“平常心”这一概念是禅宗提出的，但龙门派赋予了它不同于禅宗的内涵。“平常心”不区分是非物我，正如丘处机所言，“平常心”逍遥自在，齐一生死，视万物为一如，超越于形而下的有形世界，具有昂扬高远的境界。其弟子尹志平在阐述“平常心”时，既引用了禅宗的“佛性原无悟，众生本不迷，平常用心处，即此是菩提”的话，也以“孔子说中道亦平常之义”，说明他有意识地融会儒、佛、道三教。

“平常心”以禅宗的不动心为体，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用，以道教的本心、真心为底蕴，实现了形上与形下、入世与出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