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因果莫轻谈 对“辽以释废”说的一点意见

2011年10月10日 17:36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综合 作者：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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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杭州佛学院刚晓在会上发表题为《历史因果莫轻谈对“辽以释废”说的一点意见》的文章，他发表了对“辽以释废”此观点的杂感。文章摘要如下：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一个北方朝庭，历10帝210年的辽朝，被金国所灭。辽朝到底因何而灭？灭亡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辽被金国灭掉之后，就出了一种论调，说辽朝是因崇佛而灭亡的。后来金国灭亡了，又有人说金是因信儒而灭亡的。关于这个说法，忽必烈曾经问过张德辉：

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就是说，忽必烈问“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这话有没有道理，张德辉是这样回答的：

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张德辉，生于公元1195年，卒于公元1275年，是入了《元史》的一代名臣，在这里他明确地说了，“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忽必烈听了张德辉的这一番议论，《元史》中描述说“世祖然之”。

佛教的根本目的是成佛度众生，《妙法莲华经》中说：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佛之所以出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成就道业。这是佛教的最根本目的！一切佛教经论言教，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展开的。具体到我们当下的佛教界，一切所作所为自然也都得围绕着这个目的，不然的话，就成口诵佛号，但离佛日远了。

研究佛教史，实际上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些所谓的佛教史著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严格正史，那本是编著者弘扬佛教的著述而已，这是弘道著作，而不是正史类著作。因为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弘道，不是正史类著作，所以通常也就不会去严格辩诬（或者说是“辩诬”工作做得不够好），因为不曾严格辩诬，所以，若去考证那里面事实的真假，只能得出胡适先生说的“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作假”，甚至说“整个一部禅宗史，就是一部造假史”。出现这样的结论，我只能说，胡适之先生在这方面，所有的也仅只是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良心而已，但仅此而已！

真实有两种，一种是史料的真实、事实的真实，一种是思想的真实。从史料真实这个层面来说，谁都不能保证。董狐以直笔著称，但我们更多的史学家不是董狐，而是房玄龄（房玄龄答应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无理要求，篡改《起居注》、《实录》，影响相当不好）。历史确实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说这话在上高中时历史老师就批过，但现在我们反而更觉得这话靠谱。

当然，作为一个出家人、修行者（也包括在家居士，因为有些僧传并不是僧人编的），是不会去刻意造假的，但为了弘道，在作某位僧传的时候，是会有取舍的，隐恶扬善这是一定的。

在刚出家的十几年里，我说了不少佛教中不好的情况，说实在的，不但没有起到当时自心中想要的净化佛教的作用，反而给佛教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这多年我已经尽可能的闭嘴了。若实在忍不住，我会尽量直接对做错事者本人说，而不会再如刚出家时那样鲁莽，我自认为这是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对历史，只要求思想的真实（说实在的，思想想造假也是造不了的），要是要求史实、思想皆真实的话，这要求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对于史实，只要不刻意造假就够了。

所以，关于史实细节方面，陈晓伟先生的所举，我们不用多费心，我相信基本上都是可靠的，这本就是学者们的所长。

陈晓伟先生的文章，第一部分是契丹与佛教的渊源，第二部分是佛教在辽代的大致传播轨迹（原文用的是“发展”，对于佛教徒来说，我更愿意使用“传播”这个词），第三部分主要是说社会给佛教提供的滋养环境，第四部分是描述佛教界的日常活动。从总体上来说，这四部分是描述，到了第五部分，是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话：

大安三年（1087），辽朝诸路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官府随即采取赈济贫民、免除灾民租赋等多种措施来缓解时下窘境，寺院也参与其中，五月有“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又道宗之末世，“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寺院如此阔绰，这颇令人意外。对于这一问题，正如刘浦江教授所言，“国家竟反过来接受起寺院的施舍来了，这是在辽朝的佛教政策下出现的一种值得深思的现像，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兴盛与国家衰微之间的关系。”总的看来，佛教及寺院集团已成为令人畏怖的社会势力，且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吞噬了国家的巨额财富，或正逐步瓦解着辽王朝的统治。

在我们佛教的传统中有个说法，叫“佛教兴、国家兴”，就是说，佛教的兴盛与当时国力的强盛大致同步，当然这只是相对来说的。可是，这里却说因为佛教的兴盛，所以使得辽代“国家衰微”了。

辽朝诸路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这时“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国家竞反过来接受起寺院的施舍来了”，关于这个事实，刘浦江教授竟然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像”，说实在的，这有啥值得深思的？我们从两方面来说：

一，从海云寺的角度。佛教本就是普度众生的，众生有难，我们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努力来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别说佛教徒了，只要是个人，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看到同类在受苦受难，谁没有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拿钱出来，这是正当的。

二，从朝庭的角度。“国用不给”据陈晓伟先生文中注释，是引自《辽史》卷六十，在国用不给的时候接受寺院的“施舍”，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即使“国用给”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根本就无可厚非。

2008年四川发生了五一二汶川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在这大灾大难的面前，全国的同胞都伸出了援手，世界各国也都相帮。我们佛教界当然也不例外，像什邡罗汉寺收容灾民，打破禁忌，让孕妇在寺庙里生产，还说啥？在天灾面前，救人就是最大的事！有僧尼也在现场参与救灾。说到了捐款，各地的佛教界都有捐款，而且像杭州市佛教协会，捐款的数量还是相当的大，后来还援建灾区学校等等。

要是参与救灾、救济灾民这也成了值得“贬义地”深思的现像的话，这社会可真让人欲哭无泪。天下还有好人的活路吗？

刘教授还举有南北朝时候的数据，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僧侣动辄就是二百万、三百万，不过，刘浦江教授也说：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僧尼当然并不都是出家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为避役而依附于寺院的编户，实际上他们照旧耕织为生，真正不耕而食的僧侣，其数量是很有限的。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这岂不正好说明了是政治家有问题吗？而且，其中的“不耕而食”（这篇文章中还有“不劳而食”等用语），奇了怪了，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人打猎、耕织，直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有人开矿、经商，先赚到钱，拿钱换来生活资料；有的人作教书先生，培养下一代；有的人读书作文，创造精神财富……社会不就是这样的五花八门吗？这样才能构成色彩斑斓的世界，难道整个社会人人都得直接耕织？那么，皇帝没有直接去打猎、大臣没有直接去犁地，老师没有直接去收麦子，是不是都该算作寄生虫呢？《诗经·魏风·伐檀》中说：“彼君子兮”，“不稼不穑”“不狩不猎”，难道真的就是“不素餐兮”？要这样说的话，我们大家也不用干别的了，都该去种地才是正道。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刘浦江教授说，“‘辽以释废’的结论是允当的。”实在不能让人心服，把一个朝代灭亡的责任推到佛教的头上，是政治家（或许只是所谓的“学者”）小肚鸡肠的体现，佛教从来就不是国家政治方向的决策者，这就足以说明“辽以释废”的无理了。

我这不是论文，只是杂感而已，但不说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