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总结发言：辽金佛教对中国佛教意义重大

2011年10月10日 15:4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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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教授

辽金佛教是中国佛教研究里面最薄弱的地方，也是中国佛教最有意义的地方。研究好辽金佛教不仅能把我国的佛教内容更加丰富地展现出来，也是佛教对我国历史文化与民族融和的最有意义的方面，同时也是我国北方佛教研究的重要出彩之处，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辽金的佛教。

这次会议是我国学术界召开的第一次与辽金佛教有关的学术会议，其目的就是弥补我国佛教研究的不足，到会的学者都是来自于我国佛教研究的精英，他们带来了精心撰写的文章，为研究辽金佛教提供了自己的成果。

本次会议一共收到27篇文章，参加会议的学者近40人。参会论文涉及了辽金佛教的历史、人物与思想几个方面，对我们深入了解辽金的佛教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天的会议召开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认识，对辽金佛教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在佛教历史方面，学者介绍了现有的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日本学者的研究强调了辽朝初期的朝廷与佛教关系的显著特征，可以说主要表现在朝廷利用佛教——在移民政策中利用佛教的这一方面。辽代最大的文化事业是雕印大藏经。据推测，这一事业是在兴宗时开始准备，而到道宗初期完成。佛典的搜集、注释书的制作以及刊行，皆由皇帝下令，用国家的财力来进行。这一系列的事实，都与作为辽国两大文化事业的契丹大藏经的雕印和房山云居寺石经的续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辽代的石经刻造事业或是在皇帝的强大外护的支持下进行，或是靠民间有志者的努力而进行，从中可以看到辽朝对佛教的尊崇和保护的政策，以及官民在佛教事业上协力合作的情景。换言之，辽代房山云居寺所刻造的石经，是契丹人皇帝与汉人僧侣、汉人佛教徒合作的结果。再换句话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契丹、汉人以佛教为纽带在精神上的融合。应当认为，辽朝的文化政策在对汉人统治方面是取得了显著效果的。佛教还有顺应各民族国家的性格。对容易发生民族对立意识的辽这种复合国家，具备最适宜传播性格的宗教只有佛教。辽太祖说“佛非中国教”，证明在佛教本非中国之教的意义上是最容易接受的。也指出了野上俊静是日本对辽代佛教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因为受时代、政治学术环境和资料不足的局限，不仅有些名称、说法已经过时，他的一些考察和结论也有待进一步修正或补充，而且有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孙昌武先生认为，辽王朝是多民族政权，辽国是多民族国家，汉传佛教作为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纵论我，有办地促进这些民族的交往、交流与融合，对于维护契丹人的统治、对于辽国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方面，辽王朝对待佛教的方针对于以后的金、元以至同时的西夏都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契丹人创建的辽王朝接受、发展汉传佛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发展与巩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如许多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一样，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汉化”程度只能逐渐加深。在这个过程中，契丹人用作统治意识形态统的是传统儒学，作为辅助的则是佛教，而佛教对于统治下的各民族，特别是对契丹人与作为主体的汉族的交流、融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契丹人所采取的办法，所走过的道路，也给后来南下的女真、蒙古等民族提供了借鉴。

刘浦江教授说，“‘辽以释废’的结论是允当的”，实在不能让人心服，把一个朝代灭亡的责任推到佛教的头上，是政治家（或许只是所谓的“学者”）小肚鸡肠的体现，佛教从来就不是国家政治方向的决策者，这就足以说明“辽以释废”的无理了。刚晓法师认为，说明是政治家有问题吗？

学者认为，辽金时期的曹洞宗中兴，有一个先期的准备阶段；此期儒、释、道三家的相互遭遇，是曹洞中兴之前提。重开曹洞宗一代辉煌的万松行秀精通儒释二教，融合各宗、会通禅教是万松行秀思想的一大特色；行秀从“机轮转处，智眼犹迷”处入手，对曹洞“理事回互”宗旨作出了一种新的开示，颇显其禅法理念的兼带圆融。金、元时代少林禅系对曹洞宗的接续，使嵩山成为曹洞宗的枢纽地；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弘法分布北方各地而逐渐造就了曹洞禅一统北方之局面。

在华严学方面，鲜演、觉苑、道㲀等辽代佛教学僧对华严教典的义理阐释，关注唐代祖师清凉澄观的《华严经》疏、钞之释，从而不同于宋代华严阐释关注贤首法藏华严教典的思想内容。在具体的华严阐释中，这些佛教学僧或引唯识，或引天台，或引密教，充分彰显华严教理的融通性格，强调禅教并修，没有纠缠于南宋时期有关华严教义阐释的内部诤论。辽代时期的北方佛教界，由于天台宗教势并未取得类似江南地区的优势地位，因此使其华严阐释更具开放性，同时辅之以五台山佛教的广泛影响力，对元代推行崇教抑禅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辽代经幢数量之多，既具共性又不乏个性，刊写的时间跨度起自太宗，终于天祚帝，几乎贯穿了整个辽代，足见彼时汉传密教流行之广，信仰之盛。辽代的建幢现象是一种密教信仰的展现和弘传，亦是密教思想最好的普世性实践，它让不同群体的人在现世和来生皆能拥有一份得到摄化的机缘，而这一机缘尚有其仰赖之佛力——咒陀罗尼。

辽金时期的佛教宗派具有典型的过渡期特点，净土宗的净土念佛思想也不例外。金代的王子成继承历史上的佛教忏法思想，作《礼念弥陀道场忏法》，为净土忏法提供规制。《礼念弥陀道场忏法》并不十分适合法会使用，却保留了大量的净土资料，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净土信仰的基本状况。王子成的忏法对于凝聚净土信众、凸显宗派特征和强化信众的身份认同，都有积极的意义。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虽然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并不适合法会使用，但是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文本，后人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以使其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可行。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所透露的意识是很清楚的。它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净土宗必须强化信徒的身份认同。在以往的认识中，人们将净土宗的称名念佛看作是愚夫愚妇的活动，并没有太过重视。通过这种忏法活动，可以将信众集中起来，展示信徒的多样性，增强信徒的自豪感，从而改变人们对净土宗的错误印象. 总之，佛教经过隋唐的高峰之后，慢慢进入平淡期，特别是武宗灭佛直接宣布中国佛教必须转型。《礼念弥陀道场忏法》的出现，恰恰是这一需求的体现。对于净土宗而言，《礼念弥陀道场忏法》的出现，可以有效克服净土宗过于松散的弱点，增强净土宗的宗派特色，吸引更多的信众，为净土宗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辽朝以崇佛著称，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社会各个阶层普遍信仰，甚至达到了“辽以释废”的程度。佛教的兴盛，对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墓葬为对象，考察佛教信仰的传播状况，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课题。迄今为止，辽代墓葬的发现已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出土了丰富多彩的随葬器物。其中，佛教题刻是重要的门类之一，可以分为铜质、石质题刻、壁画题记、木质题记等。这些文字资料直观、真实地反映出墓主人的佛教信仰，具有其他遗迹、遗物无法企及的考古价值。佛教题刻的辽代墓葬，发现地点集中分布于辽上京、中京、南京、西京等道，既有汉人墓，也有契丹人墓，均为中、晚期，正是辽代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根据墓室的规模和随葬器物，可知墓主人均属于具有一定社会身份或拥有相当财富的官宦与地主阶层。墓葬中各种带有佛教题刻的遗物和遗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生前生活场景在地下空间的再现，反映出亡者生前的佛教信仰，以及死后冀希借助佛教达到灵魂升天的愿望。在佛教题刻中，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诸杂陀罗尼经咒。结合墓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些佛经在当时社会中广泛传播。可见，辽墓中的佛教题刻均属于佛经精华，而在这些题刻中，属于密宗的各种陀罗尼经咒占了绝大多数。密教经咒在盛唐以后广泛流行，其最常见的载体就是经幢，随着传播日广，信奉者大增，不仅其存在的空间由地上扩展至地下（即墓葬），并且物质载体的形式也发展得丰富多样，在佩饰、墓志、壁画、石棺、木棺等遗物上均可见。这种状况是密宗信仰在辽代社会广泛盛行的一种真实表现和反映。

契丹文和女真文记载的文献中，留存至今而又获得解读的佛教术语中可以钩稽出称“佛”和称“佛陀”的形式各自两两。通过毗邻民族对于“佛”和“佛陀”的类似称呼，我们可以从契丹、女真文字关于佛陀名号的表述记录中窥见辽金佛教渊源的不同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他一些差异。剖析契丹文和女真文中记载的四个佛陀名号，其中大致对应“佛”和“佛陀”的各自两两。材料相对稀少，个别释读结果也还有待深入，从中可以看出，辽金佛教除了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之外，这两个接踵建立、与中原汉地政权相抗衡的民族政权所辖区域内主体民族的佛教信仰，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来源的不同了。

金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有金一代虽然时有抑佛之令，但并未彻底禁断佛教，多数时期政府对佛教实行的是既保护又整顿的政策。金朝统治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政府收入，曾经将寺观名额、僧道度牒、紫衣师号和僧道官职作为特殊商品，长期推行鬻卖政策。

学者考证了辽金元明数百年间，北京地区出现了两座弘法寺。位于北京城南的弘法寺是曾经是公务机关与刻经之处，位于西山的弘法寺则是文人探幽之处，虽然两座弘法寺位置不一，且功能也有差异，但是他们对北京佛教的贡献不可抹杀，特别是城南的弘法寺，因为雕刻了弘法藏而名垂千秋。始建于辽代的北京昌平区兴寿镇西新城村双泉寺,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由于是辽金的寺院，故学者也做了考察。

大同善化寺内朱弁碑兼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的碑刻，当地俗称“金碑”或“朱弁碑”，在善化寺所存碑碣中刻立最早，碑文所记又是后来有关善化寺历史记载的张本，因此最有价值。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四十六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落后一面，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辽朝最高统治者崇奉和提倡佛教，是当时燕京佛教繁盛的最重要保证。辽朝控制燕京后，战乱暂时平息，燕京逐步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皇帝、王公贵族往来、驻跸其间，燕京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增。而最高统治者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大力扶持佛教。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燕京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从而走向繁盛。因此，我们说，辽朝最高统治者崇奉和提倡佛教，是燕京佛教繁盛的最重要保证。第二，辽朝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几乎各宗派在燕京都有诸多名僧在传播佛教，辽朝皇帝对他们赠号赐紫，皈依礼敬，对各宗的传播起了强力的推动作用，使各宗传承兴旺。再以佛寺修建而言，西晋北朝时期幽州只有三、四所佛寺，隋朝五所，唐朝五十三所，五代二所，辽朝则达到四十六所。虽然唐朝修建的佛寺总数稍高于辽朝，但唐朝统治幽州地区近三百年，时间几乎比辽朝统治燕京多一倍。因此，无论是从佛教的传播来说，还是就佛寺的修建来看，辽朝都是燕京佛教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第三，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而燕京佛教，一定意义上因为局处东北边陲，与中原佛教交流不畅，因此其佛教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落差，一方面是各宗发展仍落后于中原地区，并没有呈现出北宋佛教禅宗“五家七宗”齐放、天台山家、山外争鸣的实质性繁盛；另一方面燕京佛教虽然名僧不少，但是佛学造诣与影响仍然难与中原地区相比，以至于能够有资格载入后来编撰的《补续高僧传》者，似乎只有律僧法均等极少数僧人。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是长期历史局限与现实政治、经济、佛教环境决定的。总之，我们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落后一面，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对辽金佛教人物的研究，会议主要集中在行秀、通理和诠晓几人方面，如辽代著名的义学僧人诠晓，他的佛学思想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作为燕京左街僧录，对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发挥着主要作用。第二是佛教文献目录方面的贡献，编辑《续开元释教录》、主持《契丹藏》的编修、抄录校订佛教著述等。第三就是提倡佛学教理的研究，尤其是精通唯识学，对于唯识学的传播和主要著述的保存有着重要贡献。

辽代刻石经，与前代稍有不同，即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佛教护国的角度参与其中，与民众的尽孝道的社会需求凝聚在一起，完成了600卷《大般若经》及其绝大部分经典的镌造工程。

禅宗在金元之交得到发展，特别是禅宗中的临济、曹洞二宗在北方很兴盛。禅宗曹洞宗有一位著名的居士就是耶律楚材，他以著名高僧万松行秀为师，修习禅法。作为蒙元的中书令（宰相），他精通佛儒，“以佛治心，以儒治国”，成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

辽金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已由强调外部功能上的“一致”向内在心性上的“合一”转化。以“河北新道教”“援禅入道”为考察中心，一方面可以揭示这一时期道教对以心性为旨趣的三教融合时代主潮的回应；另一方面似可由此探究佛道二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进而透视金代佛教在道教中的流布和影响，也为佛道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向度。

本次会议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从语言学和考证方面的研究令我们耳目一新。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非常明显。首先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佛教从大的层面上讲，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地域性的佛教，这种佛教发展的态势，始终呈现出一定的区别，但是区别是次要的，融合是主要的，但是我们对这个观念的建立还不明确与强调，现在看来是应该重视辽金佛教的研究了，因为辽金的佛教代表了中国北方的佛教，并且对后的元明清佛教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在观念上意识到辽金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重要性。

其次是辽金佛教（包括西夏佛教）是史料的问题，学者们都指出了辽金佛教的资料不充分的问题，我认为不在于资料的不充分，而是在于我们没有用尽这些资料，特别是没有就这些资料做充分的展开。实际上辽金佛教的资料还是不少的，石刻（包括石经）是最多的一部分，其次是史书的记载，包括一些与辽金佛教有关的南宋等地区的资料，都是没有被我们利用，这是我们的不足。我还注意到，我们在谈到辽代的佛教时，关注点放在了北京地区，但是从历史来看，整个辽金地区，地域广大，正如学者所说辽代当时是一个大国，从东北河北都是辽金势力的范围，当时的辽代中心也不是现在的北京紫禁城中心，而以通州和房山等地，特别是河北地区历来是佛教的发展中心，所以研究辽金佛教，离不开河北、河南、东三省等地，这些地区同样保存了更多的资料，据我所知，河北地区的辽金资料非常多，很多都放在当地的博物馆里，就是当地的寺庙里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碑文，其中还包括一些造像等等，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仍然是搜集有关材料，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基础。

第三，现在的研究尚不够充分，特别是没有全面展开，在人物方面，我们关注到了辽金的大家，但是从整个僧人的群体来说，现在几个大家是远不够的，我们要把这几个大家当成各个群体来看，这样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一些居士的研究，我们研究的还不够，要进一步关注。

第四，对佛教的宗派研究，虽然我们梳理了辽金时代的禅宗、华严及密宗的区别，但是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宗派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法脉的传承是佛家灯灯相续的法宝，研究宗派的属性，才能正确地解释了辽金佛教的分布与发展。

第五，寺院的研究现在也是非常欠缺的，作为佛教的载体，最终要落实在佛教寺院上面，最近几年，出于旅游的需要，一些地方对寺院的文化做了研究与资料收集的工作，像北京的几个大寺都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只是就整个辽金的佛教，现有的寺院整理是远不够的，所以基础的工作还要从寺院入手。

总之，辽金佛教现在只是一个开头，后面的工作尚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北京佛教研究所开了这个好头，今后只要我们重视，在北京佛教研究所的领导与推动下，辽金佛教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快进展，填补中国佛教研究的不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