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文献》通理大师著作考

2011年10月09日 16:24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冯国栋，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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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杭州社科院副研究员（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教授冯国栋 、杭州社科院副研究员李辉在会上发表题为《<俄藏黑水城文献>通理大师著作考》的论文，他们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三种文献确为辽代通理恒策所作，通理恒策著作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文摘要如下：

一、《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与“通理大师”有关之文献共有三件，现据孟列夫、蒋维菘、白滨《叙录》及图版介绍如次：

一为TK134，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封面题作“通理大师立志铭/性海解脱三制律”。

二为A26，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首残，起于“藏，位不自居”。此卷由三个文献组成，即通理《立志铭心戒》后部、《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全，恒润写与通理之信函。
三为A6V，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此件正面为西夏写本《解释謌义》，背面抄录有多种文献及杂写。其中《究竟一乘圆通心要》，题作“通理大师集”。

二、以上文书所载“通理大师”之著作有三种：即《立志铭心戒》（或《立志铭》），TK134与A26前部；《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A26；《究竟一乘圆通心要》，A6V。然而这位“通理大师”究竟为何人？当然最为知名的“通理大师”是辽代主持续刻房山石经的通理恒策，然而，在辽、夏、金、元四代号为“通理”者并非恒策一人，据笔者考证，《立志铭心戒》等三种文献确为辽代通理恒策所作。为证明此说，先需对恒策之生平做一简单论述。

学界以前对通理恒策之生平知之甚少，随着房山石经的发现，其生平行履渐受学界重视。

那么，有何证据可以证实《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通理大师”就是恒策呢？A26中所收“沙门恒润启”为考证此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首先，“恒润启”为恒润阅读《立志铭心戒》、《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后写给通理之书信。此信末署曰：“法弟沙门恒润上。”由此可知，通理大师与恒润应为师兄弟。而续刻房山石经之通理大师法名“恒策”，与恒润之法名皆有一“恒”字。又《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载恒策同门师兄弟通悟之生平云：“师讳恒简，姓高氏，……及长，志慕出家，遂礼燕京永泰寺疏主臻公为师，与通理策师同门尔。”恒简、恒策同为守臻弟子，二人皆以“恒”字训名，故可推知守臻弟子当以“恒”为字辈，恒润或亦为守臻弟子。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为恒策之一证。

其次，“恒润启”又言：“近善定处获捧《三解脱律》及《立志戒心铭》。”由此可知，恒润于善定处获得通理之二文。而此“善定”又为何许人也？琼焕《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载通理恒策之弟子云：“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剃度门徒四十八。”可见恒策弟子以“善”为字辈。房山石经《大方等陀罗尼经》题记有：“故通理大师门资勘造经主讲律比丘善伏。”以“善”字训名的善伏正为通理恒策之弟子，证明《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所载有据。而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缁林秀出，名实俱高……至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所获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 房山石经“剋”帙《菩萨善戒经》题记有：“添续成办石经功德主当寺通理大师赐紫沙门恒策……校勘沙门善定。”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善定为通理恒策之上首弟子，并助其续刻房山石经。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为恒策之二证。

第三，房山石经“欲”字帙《菩萨本行经》卷下有题记曰：“先师通理《三制律》：财念无交，见性乃真常宝藏；名心花卒，我岳之高峰自摧；色贪不染，灵心是清净法身。幡竿头上一池水，方圆八十里。深处没脚板，浅处不得底。” 此数语亦见于黑水城文献《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其文作：“色贪不染，灵心是清净法身；财念无交，见性乃真常宝藏；名心花萃，我岳之峰仞高摧。”顺序文字虽稍异，而内容并无不同。此乃《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为恒策之三证。

综上所述，黑水城文献《立志铭心戒》、《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及《究竟一乘圆通心要》之作者“通理大师”与续刻房山石经之通理恒策确为一人。

三、黑水城文献通理恒策著作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全面了解通理之思想与辽代佛教之面貌：

辽代佛教，义学繁盛。华严、唯识最为发达，足称辽代佛教之二大支柱。而民间层面，祈福消灾，端赖持咒，密教之盛亦不减二学。《六祖坛经》、《宝林传》皆遭焚弃，辽代禅宗不振之颓势可见一斑。

然而，从现存资料及黑水城文献来看，通理恒策却是辽道宗朝兼弘禅法之律学大师，对辽代禅宗发展甚有贡献。从黑水城三种文献来看，通理恒策的禅学思想主要为“即心是佛”与“心性本净”。在《三制律》中通理大师将禅学与律学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禅宗之心性论统合律仪，同时，又以戒律对治禅病，体现了其禅律兼弘的学术特点。

2、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辽夏佛教关系：

相对于周边的族群，西夏佛教发达较晚，故而明显受到周边佛教之影响，形成了吸纳性、融合性之特色。10-12世纪，辽朝在东北亚及西域之政治、文化影响皆不容忽视。辽朝亦为东亚佛教之中心，对于高丽、日本、 北宋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同样，与辽关系密切的西夏王朝无疑也受到辽朝佛教的影响。

黑水城文献通理大师著作的发现，又为研究辽夏佛教关系，特别是辽夏禅宗关系，提供了新资料。《立志铭心戒》、《无上圆宗解脱三制律》既有刻本流传西夏，更有西夏之写本，充分说明通理著作在西夏的流行状况。而A6V中所抄多为禅宗文献，因此有理由相信，此抄件当为西夏僧人为修习禅法而抄写。通理恒策《究竟一乘圆通心要》与传为达摩所作《少室六门•血脉论》、《心经颂》抄写于同一文件之上，说明西夏学僧修习禅法时，通理的禅学论著与《少室六门》同样是他们学习的内容。这一事实表明，通理禅法曾对西夏禅宗产生过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