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门名理孔门禅”李纯甫《鸣道集说》的时代特色

2011年10月09日 15:14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顾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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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0月9日，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化寺隆重举行。新加坡佛学院教授顾伟康在会上发表题为《“空门名理孔门禅”——李纯甫<鸣道集说>的时代特色》的论文，他认为李纯甫的《鸣道集说》以他的合儒道释“三圣合一”的“孔门心学”为标准评说宋儒，李纯甫“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的重心，就落在形上本体的探索之上，《鸣道集说》的思想闪光点和时代特色，尽显于此。论文摘要如下：

“空门名理孔门禅”——李纯甫《鸣道集说》的时代特色

题　记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其人其事，金末刘祁1203-1250）《归潜志》记录颇为详细，元人撰《金史》，入屏山于《文艺传》，其文多采用该《志》：

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材，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

屏山著作，基本全佚，幸《鸣道集说》现存。　　

背　景

辽（907-1125）、金（1115-1234）、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虽然治分南北，但其文化背景还是一个，其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儒家思想，这就是为何身为金朝官僚的李纯甫，却口口声声的“我圣人”。考察李纯甫“三圣合一”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主题――宋代儒家的所思所言，即李纯甫《鸣道集说》写作初衷和主旨的源泉所在。
假如说汉儒的影响在于他们建立了儒家的政治学说，那么宋儒的功绩则是他们最终完成了儒家的哲学体系。

被称为新儒家的宋儒构筑了宇宙本体和人生本体完全合一的理论体系，从而最后实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雅俗两个层次和所有文化样式中的统治地位。

虽然宋儒的师承流派、学养素质各各不同，但他们的哲学语言极富时代特点――阴阳太极、道器理气、天理人欲、形上形下……他们的追求也呈同一趋向，都不约而同地直指哲学的皇冠――从周敦颐（1017-1073）的“无极而太极”，到张载（1020-1077）的“气”和朱熹（1130-1200）的“理”，各自建立了自家的形上本体论。

在此基础上，宋儒进而议论“性”“命”“道”“德”，巧妙地把汉儒的政治人伦思想编织其中，“天道”“王道”“人道”，上下贯通，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到宋儒方有了哲学体系上的全面支撑。

与此并存的另一时代特征，则是宋儒同佛道两家、特别是佛教的奇特关系。　　一方面，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他们一无例外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他们的言行中常可以看到佛教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遗余力地批判佛教，以唯一正统而自居，这就引起了很多佛教学者的不满。

瞩目于宋儒的成就，但又不满意他们吃了葡萄还说葡萄酸，李纯甫的《鸣道集说》于是问世。

特　色

翻看《鸣道集说》，李纯甫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耐人寻味。应当说，宋儒的思想成就震撼了李纯甫，以致他认为是宋儒真正抉发了佛教的真谛；而正因为宋儒得到了佛教的精髓，才有如今的成就和气象。是佛教的“精微幽隐之妙”，帮助宋儒将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儒佛互补，“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才是屏山的最高理想境界。

所以，李纯甫不是单纯的以佛非儒，他对宋儒有批评，却不对立。李纯甫立论的依据，即在《鸣道集说》开篇的自序――他模仿儒家的“道统”，自创了“三圣合一”的“心学”之统。

只有理解了李纯甫批评诸儒的标准，才能看清《鸣道集说》对南方的宋儒何所是、何所非；为何褒、为何贬。

李纯甫以“心学”统摄老庄孔孟佛，并非泛泛空谈，他作了好多具体的阐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之阐释的意趣，大多可归于“向上超越”之本体探索的范围之内。

作为一个金宋时代的文人，李纯甫当然有其“尽信书”之迂腐的一面，例如他论证“三圣合一”，连“孔子三世而出嬪，孟子恶败而去妻，瞿昙氏去其嬪嫱”也算一条理由。而且，儒道佛这样三个伟大的思想，其渊源和体系全然不同，决不是一本小小的《鸣道集说》就能合三为一的，故书中牵强附会的地方也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他没有能做到他自诩的那样：“洗人欲而白天理，伯（霸）业而扶王道，发心学于言语文字之外，索日用于应对洒扫之中。治性则以诚为地，修身则以敬为门。大道自善而求，圣人自学而至。接千古之绝学，立一家之成说。”但《鸣道集说》中的思想火花，还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在古代中国儒佛关系史上，李纯甫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余　论

李纯甫死后十一年，也就是《鸣道集说》付印的端平元年（1234），金亡。同年，宋理宗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而后几经折腾，终于在景定二年（1261），司马光、邵雍、张栻、吕祖谦补祀入孔庙，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确立。

宋儒的独大，意味着李屏山的“倒霉”。正因如此，李纯甫的佛学著作几乎全佚。

在而后北方的元、南方的宋，直至明清，正统儒家的打压封杀，李纯甫其人其书，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