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与社会服务三题

2011年10月19日 17:0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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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刘元春 (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2011年10月18日，上海玉佛寺觉群文化周在上海玉佛禅寺隆重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刘元春在会上发表题为《佛教慈善与社会服务三题》的论文，针对目前佛教慈善事业与社会服务状况，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论文摘要如下：

慈善，是佛教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佛教界，越来越重视，都在探讨如何让佛教慈善事业更加发展，让佛教慈善服务社会更加有效，出现了诸多实践模式。从总体上来看，目前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还难以满足广大社会人群的期待，还需要不断的探索与成熟。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观念的、政策的等等多种因素，因而不能对佛教界的实践者责备求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政策的因素。由此，我们应当在现有客观条件与自身因素所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的推进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为此，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佛教慈善要明确社会定位与目标，发挥自身特长。

佛教慈善，既然要服务社会，那就要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与慈善目标。宗教慈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社会活动，是某一宗教信仰实践的社会延展，具有普世性的社会价值。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待宗教慈善的社会实践活动，事实上存在“特殊性”问题，造成了宗教慈善事业发展的诸多“瓶颈”，目前还难以突破。比如，在宗教慈善活动中，社会上还不习惯甚至不允许有“宗教符号”，时常发生只是愿意接受“慈善”而不愿意接受“慈善者”的事情，根源于对慈善者“宗教符号”的恐惧。本人就直接听说并核实过这样的事实，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的救灾中，当地有关人员就不允许宗教界人士穿着僧装、道袍参与救灾，担心有损“形象”乃至“宗教渗透”。也许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个案，但是，投射出的却是长期积淀来的观念问题，也是不应当回避讨论的。由此引发出来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宗教慈善的社会定位与目标究竟如何明确，如何让宗教慈善发挥其自身的特长？

当前，在佛教慈善活动中，有值得欣慰的一种良好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对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热心对社会有益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期望通过佛教慈善活动改变自己的生命情态，确立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把自己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寻求贡献社会人群的途径，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实践趋向。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和积极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是佛教界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从而展现“人间佛教”社会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第二，佛教慈善要更加具备社会公信力，彰显自身价值。

近来，中国社会慈善事业“事故”不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基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国家级慈善团体均被卷入其中，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主题就是社会慈善机构与慈善活动的“社会公信力”的问题。

概括起来讲，佛教慈善由于运作体制的传统化，没有把现代的法制和管理模式结合起来，缺乏透明度。如果慈善组织在资金的来源上如果缺乏透明度，那么就会缺乏大众的支持。如果佛教慈善机构不被大众信任，不但做不成慈善，而且会伤害到佛教信仰的群体的形象，玷污佛教的社会形象。

目前，相对来说，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佛教慈善活动比较成功，也富有成效，值得大陆佛教慈善事业借鉴和学习。证严法师所创办和领导的慈济功德会，公信力与制度建设很值得大家重视。具体来讲，慈济在慈善资金管理上有特别值得推广的措施，可以成为我们佛教慈善达成社会公信力的榜样：

1、善款善事公开。一是善款收支公开。早期慈济就及时透过《慈济》向社会公开交代捐款的来龙去脉，几乎每期都会发布慈济功德会的财务收支状况。二是做善事过程公开。慈济在做善事时的高效透明的管理运作，使信众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

2、善款专项专用。慈济除了公开财务之外，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善款专用，把善款交到真正的救济对象手中，决不把善款挪用于其它之用。

3、产权与管理分离。在经营基金会的策略上，证严法师也是独出机抒，她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精英来筹办和管理”，形成出资的法人产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慈善组织在经营事业体方面，由外行领导内行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利于在信众中树立善款善用的信心，为善款建立起安全的使用通道，增强信众对善款发挥作用的信心。

第三，佛教慈善要树立社会品牌意识，推进慈善社会化发展。

当今社会，很注重“品牌意识”，如果有好的品牌，将事半功倍。

慈善产品，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商品，只是这种商品不是用来营利，而是贡献社会，是一个道德意义的良性产品。

我们认为一定要在社会大慈善的前提下，突出佛教慈善的核心理念，打出不同于一般社会慈善的旗帜来。这里，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第一，佛教慈善的理念有足够的佛教思想作基础，能够形成一种慈善体系。第二，佛教慈善不会引发社会的反感，能够激起广泛的支持。第三，佛教慈善有历史的脉络和现实的资源，能够形成契实的体系模式。第四，佛教慈善符合当今社会慈善的基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慈善社会化发展趋势来讲，以往的慈善观念与传统应该不断地改变和完善。

为此，也应当厘清宗教慈善之“可为与不可为”的问题。从社会层面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开放社会慈善领域的某些行业，也留给宗教慈善一定的空间。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借鉴台湾佛教慈善的一些经验和发展模式，比如允许一些佛教慈善团体，特别是允许以寺院为主的慈善团体抱着公益的目的，建立一些慈善医院、养老院、学校等公益机构，可以推进社会养老、社会保障充分地社会化，发挥佛教慈善团体聚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当然根据法律，在佛教慈善组织兴办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不与国家的宪法法律相违背，学习行之有效、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经验，注重辅助国民道德与信仰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