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喆：人间佛教、生活禅与“化现代”公案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为纪念为我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生活禅”倡导人净慧长老，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四十余位佛教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研讨净慧长老的佛学思想以及当代佛教的新面貌。研讨会期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生活禅与“化现代”公案》的论文，剖析了生活禅的主要思想“化现代”的具体含义，及如何实践的。论文摘要如下：

一

我们今天都知道，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出发点是要破除对“鬼”与“死”的迷信，以人格完善取代宗教服务作为佛教修行的核心。但是，人间佛教的宗旨却绝不限于佛教徒的知识启蒙或个人修养，而是要通过改革佛教进而改革社会。

人间佛教的要义，在于推崇信仰的理性化、重视在家佛教徒的组织，推动佛教扮演积极的公共角色。这里，“人间”与“佛教”的关系是清楚的。佛教固然不离人间，但佛教对人间仍然要保持某种基本的批判态度，正是因为体认到人间有积弊、有落后、有罪恶，才会去求改良、求进步、求改善。而这种对人间的改造，应当是以“佛教的道理”为依归的，也就是在公共参与中佛教不能丧失其主体性，尤其是其道德优势。

1980年代初，大陆的佛教活动开始逐步恢复。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赵朴老及其领导的中国佛教协会的推动下，“人间佛教”的口号再次以正面的意义出现在中国大陆，并被确定为佛教发展的方向。

对此，赵朴老的答案是“一个思想、三个传统”，也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发扬“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这三大优良传统。由于这三大传统也都是“人间”取向的，因此它们也被看作是中国大陆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

这些说法无疑都受制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支配性的话语体系，其苦心在于为佛教的存在与复兴寻找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但是，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对佛教的公共角色的定位，毕竟偏离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它的核心是让佛教适应某种特定的人间，而不再是用佛教的道理改造人间，它突出的是佛教世俗的功用性，而不是神圣的超越性。

理解了人间佛教的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曲折，生活禅的历史地位也就变得明晰了。生活禅与三大优良传统密切相关，但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三大传统的框架、尤其是超越了三大传统说隐含的对佛教与人间的关系的预设。从一开始，净慧老和尚就将人间佛教和祖师禅并列起来，视之为生活禅的一个源头。

那么，如何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呢？答案就在净老提出的“化现代”这三个字上。净老指出，佛教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化现代”。而所谓“化现代”，是指应当认识到佛教现代社会与现代人既有其问题，亦有其机缘，也同样需要佛教，甚至更需要佛教。因此，人间佛教不仅要适应社会环境，更要改变社会环境；佛教的人间化、现代化是手段，人间、现代的佛教化才是宗旨。以此为出发点，净老概括了他的人间佛教理念：我以为我们今天应着重发扬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精神，充实、丰富人间佛教的内涵。

人本的佛教，就是要以人为本，珍视人生，“着眼于现实人生当下烦恼的淡化、智慧的增上、道德的提升、生活的改善，从而达到人生的解脱。”社会的佛教，就是要积极地“介入社会、参与社会”，弘法利生。世界的佛教，指的是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非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不难发现，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与世界的佛教，恰恰与太虚大师所说的社会改良、人类进步、世界改善的佛教形成了某种“互文性”，也就是意义上的相互说明。另一方面，人本的佛教与社会的佛教也呼应了生活禅的核心理念：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道理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突破却难能可贵。“化现代”的提出，不仅厘清了佛教与人间、现代的关系，而且，还把人间佛教的视野重新投向了整个现代世界，使之不再局限于应付一时一地的政治格局。因此，“化现代”这三个字，对于中国大陆的人间佛教学说的发展可谓字字千金。

二

几乎所有关注生活禅的人都知道，净老曾在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佛教“化现代”的问题。不过，多年亲近净老的朱彩方先生最近指出，《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一文是净老的法子明海法师执笔所撰，所以有着年轻人“充满理想、意气风发”的精神，而净老本人的对“化现代”的表述，似乎较为稳重和委婉。

事实上，“化现代”一词并非净老首创，也非明海法师所创，而是借自王雷泉教授的说法。净老的贡献仍然是创造性的和不可替代的：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化现代”这一理念不仅在理论上使人间佛教与生活禅联成一体，而且也通过生活禅的种种活动得到了相当成功的实践。

不过，我们还要面对生活禅及人间佛教“化现代”的目标群体和实践态度的问题。“化现代”固然不能包罗一切，但是否仅限于摄化“信佛的”现代人？如何理解“年龄、阅历的差异”所造成两种观念和风格之间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净老的玉佛寺开示中就能够找到一些提示。例如，在讲到“将佛法融化于世间”这句生活禅的口诀时，他以玉佛寺为例说：玉佛寺从过去的这块地一直到新买的这块地加在一起还不到二十亩，就在这块地上面，把佛法封闭起来行不行呢？不行，一定要让佛法走出山门。但是现在政策有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因此，人家来了，我们一定要热情地接待，要热情地弘法，要让所有来的人都能够闻法欢喜。我们不走出去，人家自动进来，我们要宣传，多印一些经书结缘，多印一些小册子结缘，你来了我就给你一本。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不管他，只问耕耘莫问收获。

很显然，在此，如果说佛教要教化的是“所有信佛的人”，那么，这里的“信佛”指的应该是所有有缘接触到佛教、对佛教感兴趣的人，而不一定是业已皈依的信徒。实际上，净慧法师曾明确说过，夏令营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佛教的门口或者门外还在徘徊的一些人”。这很正常，因为任何宗教如果只把眼光盯在已经入门的既有教众上，那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因此，对于净老有关“化现代”的各种表述只能根据语境灵活地理解，并且联系事实加以领会。

就此而言，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夏令营作为生活禅最重要的集体实践方式之一，突出地体现了生活禅“化现代”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生活禅夏令营创造了一个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宗教活动与非宗教活动同在的模糊空间。它提供了住在寺庙参与佛教实践的机会，又不要求参与者已经是、或一定要成为具有制度化身份的佛教徒。夏令营的这种模糊性，使原本相对封闭的寺院成为了沟通“人间”与“佛教”的一个环节。在90年代初，佛教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公共空间，而将非信众有序地接纳到寺院中来，实际上就突破了外在的封闭与限制。正如净老在2000年的玉佛寺讲话中所重申的：“宗教政策规定我们不要到外面去宣传，但是并不限制在寺庙里宣传。政府给我们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就要把它用足用够。”而把政策用足用够，自然就不能固守“适应”和“协调”，而是要撑大体制的“弹性”，这也就是臻于“化”境了。

第二个问题则让我想到了净老的另一则公案。一次在巴黎，净老和我谈到，在那次出访西欧的过程中，曾有人问他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佛教状况，他回答说：作为一位老运动员，我对今天佛教发展的条件已经很满意了，但是，年轻人是不是满意，我不知道。

这个公案意味深长。照我看，它充满禅意，包含着某种“似非而是”的奥妙。恰恰是通过将他与年轻人之间的差异表面化的方式，净老反而点明了他与年轻人之间其实心意相通。这个公案，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净老的“婉转”呢？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禅的重点，不再是把佛教发展的根据建立在对人间的“适应”和“协调”上，而是建立在佛教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力”上，也就是对现代人的动员能力上。就此而言，真正的生活禅、真正的人间佛教，也一定是年轻人一般“充满理想、意气风发”的。

通过“化现代”的理念和实践，净老的生活禅重新塑造了“人间”与“佛教”的关系：人间佛教应该回到太虚大师以佛教“化人间”的初衷上去。如果只强调宗教活动中的非宗教维度，以无常的世间法来说明出世间法的正当性，那么人间佛教就只剩下“人间”而丢掉了“佛教”。正因如此，“禅”得以“生”、得以“活”的根本，不是别的，正是净老所坚持的佛教的智慧（觉悟人生）和慈悲（奉献人生）。也许，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还应当加上忏悔、无畏……乃至正义。这很难。然而，努力让生活禅和人间佛教始终如年轻人一般“充满理想、意气风发”，这或许才是对净老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