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道：寄寓现代扎根传统“生活禅”的渊源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编者按：为纪念为我国佛教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生活禅”倡导人净慧长老，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四十余位佛教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研讨净慧长老的佛学思想以及当代佛教的新面貌。研讨会期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发表了题为《寄寓现代扎根传统——净慧长老“生活禅”的深厚宗教文化渊源》的论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净慧长老“生活禅”的深厚宗教文化资源。论文节选如下：

所谓生活禅，其基本宗旨是：“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更简单地总结，则成为“在生活中实现禅悦，在禅悦中落实生活。”净慧长老的“生活禅”理念，其基础的认知是他对现代中国的人生佛教的理解——“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净慧长老“生活禅”的深厚资源有：

一、“生活禅”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源出于复兴中国佛教的使命感。

净老眼里的中国佛教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个历史特点，每个历史阶段均有三个代表人物。当代中国佛教的问题在于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毫无疑问，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国佛教一改之前30余年的萎靡困顿状态，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有欣欣向荣的气象，甚至被称为是时值近代以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净老的眼中，当前佛教是有危机感的。首先，上一世纪中期，佛教元气大伤。虽经历近三十年的发展，但约不可以认为这就算是霍然病除，青春再造了的。中国佛教在当前还没有寻找到其生存发展的平衡点，那些紧密追逐社会现状、追逐经济发展的佛教寺院，多半都未能保守佛教的千百年来的优秀传统；而那些能够坚守中国佛教悠久传统的，则又往往同社会保持了疏离的关系。

按照净老的看法，历史上走过来的中国佛教有三个特点：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中国佛教的成功就在于它深刻地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切有益的思想源流。在保持印度佛教根本教义解生脱死的基本功能前提下，从道家、儒家的思想当中吸收了中国气派的本土文化养份。大众化，是指佛教从印度传来，很快便从最初的宫廷佛教与贵族佛教走向民间，成为社会底层的佛教，今天的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基本的形态便是禅宗，中国的禅宗在公元5－10世纪的时期，一步步走向繁荣，其社会基础便是中国的游民——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早期禅宗主要是在失去土地的流民当中传播。终唐一代，宗教与社会变动关系至深，无论社会在动荡之中，还是尽享繁荣，都联系到作为那个时代的大众主体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其实，中国佛教在任何时代，都同它生活所依存的社会休戚相关，这就是宗教社会学所强调的，精神文化同其当代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佛教永远处于变化当中，永远在追求适应它当时的现代性，永远在趋向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

按照净老的看法，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体现了佛教的时空上的契机，也就是与时间和场所相与俱化。但佛教还有它的主体性，也就是它对释迦牟尼所说法义精髓的坚守，也就是佛教始终能够契理的一面。契理与契机正是中国佛教既守持传统且与时俱进的根本特性。也是中国佛教能够历经二千年而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

“佛教走是的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我（整）理出这个思路来，希望中国佛教应该（继续）走这样的路线。不走大众化不行，大众化这条路永远要走的。现代化这条路，也是永远要走的。（说到）现代化，唐代在当时也是现代化，宋代在当时也是现代化，元明清在当时也有现代化，到我们今天，（佛教）也是一样，也要现代化。我们看过去是古代，再过个几十年，后人看我们也是古代。所谓契理契机，‘机’就是现代化，理就是传统。可以这么理解，‘理’是佛陀的原教旨，‘机’可以指不断发展的时间、空间和人。‘机’不能当指的人，时间、空间、人三者包括在一起。这加在一起，就是佛教讲的时节因缘。”任何宗教文化的精神体系都处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环境当中。从时间上讲就是现代性与当代性。这里已经包含了“机运”与“时运”。只有适应具体的时代，服从时代精神，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佛教在中国济世化民的作用。

净老也说到佛教的主体性。这里的主体性，其实也就是指佛教所以独立成为一种精神文化制度的特殊性。它是佛教所特有的，能够化世间而不为世间所化的超越性与指导性。也就是净老所说的——“所谓‘佛教’，就是所谓佛陀的教法，加上信仰佛教、修证佛教的人加在一起，那就是叫佛教。”离开佛教信仰群众，只有佛法，佛陀的教诲。佛教是佛陀的教诲，是佛教的制度，是佛教的实践，是佛教的生活方式——“教法加上信仰佛法及修证佛法的人……还包括教团组织在内”，这才叫做佛教。“没有教团，就没有佛法。也可以说没有佛法，就没有教团。但是佛法的存在，是为教团而存在，为众生而存在。就是佛法的体现。”这样的佛教有三个层面：精神的、文化的与制度的存在形态。作为宗教之一，佛教负有指导社会与众生的功能；作为文化形态之一，佛教影响支配了中国人的伦理、审美诸多价值体系；作为制度，佛教的寺庙与僧团在中国社会当中保持了模范性的标本指导，成为人生实践的工具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佛教观，净老提出中国佛教的复兴，不只是理论上的佛教复兴，更是实践上的佛教的复兴。实践中国佛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团也就是佛教的真修实证，一是用正法正行来引导社会大众。

身为禅门大德祖师的净老，认为中国禅法中国禅宗最为强调的便是禅修的实践性。修行实践，必须有次第性，次第阶梯是实践的鲜明特征。我们知道《六祖坛经》是佛教禅宗的根本经典，这当中也就包含了六祖慧能对他之前的中国佛教发展阶次的总结，这就是一种次第性。净老说，“六祖的思想、六祖的传承，六祖的法门，维系了中国一千三百年的佛教。”这意思是说，六祖的禅，正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佛教复兴的可靠依据，《坛经》中所说的理则也就是今日中国佛教复兴时所必需遵循的范本。净老所弘阐的“生活禅”，也就是在中国佛教禅宗各位祖师的理论与实践创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时逗机的宗教主张，具有深刻的修行实践意义。

不过，净老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禅门大师，其宗教立场也不权局于祖师的教诲。净老生当20世纪下半期，其弘法利生的工作一直进入21世纪。他有更高的立足点，也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推行“生活禅”只是他的本份事。在净老的眼中，当代的、现代化的佛教，也就是人间的佛教，还应该有三个特点，它们指人本的、社会的以及世界的佛教。所谓“世界的佛教，就是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非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佛教本起源于古印度，后来逐渐向印度周边国家传播，形成今天弘扬国际、覆盖全球的三大语系的佛教。这一历史事实，表现了佛教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我相信，佛教可以在一切地区、一切人种中生存发展。”

建设世界的佛教，净老认为，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佛教内部的，即佛教三大语系支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也就是佛教外部的社会文化之间的激荡与调适，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之间的摩擦与碰撞，直接影响到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也对佛教提出了新的要求，佛教既需要回应其他宗教文化的挑战，也需要回应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对佛教提出的挑战，这当中她必须依存于自己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自身的资源传统，作出新的文化阐阐与发展。也就是说，佛教必须推陈出新，这里也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造与发展。净老说，“我们都知道日本铃木大拙氏在向西方介绍禅方面做出的贡献。他能用新的哲学语言，在东西方宗教、哲学比较的视野内阐述禅，所以能引起许多西方人的兴趣。”佛教因此而遂步进入西方社会，成为现代西方人所面对的诸多精神文化之一。佛教的创造性自我更新不仅指在东方世界的复甦，也包括在以往也并未涉足的异域地区弘法传道。但现代佛教向西方的传播，并不是单方面的佛教主动、而西方被动的传播。在现代社会当中，佛教与西方固有的宗教文化处于俱生共进的、互动并进的关系。现代的人间佛教，充分考虑了现代社会的特性，在传播自身特色文化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对接受一方的尊重与借鉴，也包括对自身的扬弃与超越。现代化，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净老的“生活禅”同众多当代禅门大德的禅法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不能适应时机的东西被扬弃，会有更多的能够续佛慧命、济世利生的菩萨应运而生。佛教的禅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不是一枝独秀的排他性的发展，而只能是俱生共荣、相互举扬的文化创造和精神进步。

二、“生活禅”承续了佛教大德祖师的宗教使命感

1988年长老目睹邻近北京的北方地区的佛教现状，出于为法殷忧、荷担如来家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应邀来到河北主持佛教法务的拓展工作。作为当代禅门巨匠，理所当然顾忌以复兴赵州祖庭为自己的首要任务。20余年后的今天，赵州柏林禅寺已经全面修复，并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禅宗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海内外佛教信众归心，参禅者自四方辐凑。赵州祖庭方兴之时，本世纪初，净老又来到黄梅，寄命于黄梅禅的振兴。净老复兴黄梅禅，当然也是出于对本教本宗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黄梅禅法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是近代佛教大德如太虚大师这样的高僧屡有评述的。1928年10月14日，太虚在访问欧洲途中，于法国巴黎逗留，他在当地的东方博物馆发表演讲，认为“从中国民族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从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海心源，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言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为中国佛学之骨髓。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于中国。”早在此前两年，即1926年5月，太虚大师在另一篇书评中这么说：“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更早三年，即1923年7月，太虚大师曾经从庐山到黄梅，参礼祖寺，他当时说：“现在禅宗衰颓，已达极点。欲重为振兴，当明五祖传六祖之道为根。”

净慧法师依据太虚老的观点，以宗门巨匠的身份，高度评价中国“禅”的真精神，也确认“禅之道”的根本要义，正在于：所谓禅“道”，即是“顿悟法门”，或称“顿悟见性”。这就是佛教入中华二千余年来所强调的人人自心本具“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人若能彻见此“大光明藏”，也就堪破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这才是真正的真理。修禅者若能认识体会这一点，便与佛无二无别，洒脱自在，应缘利物，光明磊落，不受物诱，不失方向。世间一切功利因缘，都不能拘绊行者，行于世则度生摄化，照自心则深知世缘利禄不过镜花水月，生活当中则自能随缘隐显、不违时节因缘。

净老的生活禅，上续禅宗历史传统，与现实水乳交融。其精神状况往内里讲，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放之社会现实，自性自悟、不离当下、心物合一、自他不二；就僧团建设看，外在地其精神已然化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悟，入于人世，服务人世社会；内在地观察，僧团中农禅并重、创规建制，日新月异。禅的大德祖师虽然从一开始就在朝廷和社会上层用力，但其基本群众则多半起自社会底层，因而深具平民精神。

生活禅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首先它秉承禅的真精神，也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净老认为，这才是禅的根本精神。也即是四祖所说的“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另一方面，今天的禅法与古代的一脉相承，今天的生活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应时逗机的产物，也是符合当代社会的宗教态度与宗教实践。净老曾经如此总结：“五祖传六祖的‘道’……这个‘道’今天以‘生活禅’的形态来传递，在（我们今天的）反思中前进。只有反思，（才能）找到我们存在的弱点，（才能）振奋精神，才能前进。前人的成就，只能供我们借鉴参考，坚持‘生活禅’，前进才有明确的方向，禅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时节因缘下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