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过度宠佞佛教 于社会、于佛教都无利

2012年05月24日 16:4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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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5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在河北邢台召开，此次论坛围绕“辽金元时期的华北佛教”为中心，对中国禅宗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学术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了《辽代帝王与辽代佛教的关系》，本文作者辽代帝王与辽代佛教关系方面史实的梳理，认为辽代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绵延不绝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辽代帝王崇信和支持佛教，一方面使得佛教得以发展，一方面也使得佛教泛滥。通过分析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和作为得出历史教训：过度宠佞佛教，于社会、于佛教都无利。摘录论文部分观点如下，以飨读者：

辽代是个崇尚佛教的王朝，帝王崇佛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契丹人的宗教传统重巫筮，但是，自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时代，就接受了佛教。其后八代帝王，都没有排斥过佛教。其中的几位帝王，对于佛教在契丹社会的发展和普遍流行，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辽太祖时代奠定了崇敬佛教的信仰基础

辽太祖（907—926在位）耶律阿保机的时代，主要的是统一部族和封疆建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契丹统治者之于佛教，最显著的事迹是建寺和饭僧。由于是帝王为之，即明确表达了统治者尊崇佛教的意向。

尽管佛教在太祖时期即获得了受尊崇的地位，但是，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受命中国之君而居，并且，认为“佛非中国教”，因而，首尊孔子，建孔庙和国子监为先。政策原则非常明确。

二、辽太宗时期推进了崇信佛教的信仰倾向

辽太宗（927—947在位）耶律德光，是太祖阿保机的次子，继续了太祖崇敬佛教也利用佛教的原则，同时，更推进了对于佛教的崇信倾向。在这方面，突出表现为崇信观音菩萨，并且，还在契丹人的圣地木叶山建了一所菩萨堂。这所菩萨堂，也成为辽代皇室很重要的一处仪式场所。

菩萨堂成为契丹皇室的重地，白衣观音被契丹皇家“尊为家神”。拜谒菩萨堂，成为皇室的吉仪之一。有急难之事亦到菩萨堂拜观音；兴宗因为有特别的事，甚至先到菩萨堂拜观音，然后再按常礼行仪。可见，即便在重巫筮的契丹传统宗教背景下，观音信仰也已有很重要的位置。由后世的发展看，皇帝的信仰导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三、圣宗时期佛教进入繁盛发展

太宗之后，圣宗之前，有世宗、穆宗、景宗三朝。期间对外征战和内部倾轧不断，相关佛教的记录较少。除了契丹皇室表达敬佛的“饭僧”佛事活动还在继续之外，对于了解辽代佛教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是景宗保宁六年，设了“三京僧尼都总管”一职。“以沙门昭敏为三京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不过，《辽史》不仅对于此三世的评价不高，而且，对这位“三京僧尼都总管”沙门昭敏的评论也很不好。史评曰：“辽兴六十余年，神册、？同之间，日不暇给；天禄（世宗）、应历（穆宗）之君，不令其终；保宁（景宗）而来，人人望治，”然而，却令人大失所望，有罪者，“数而不罚，”有善谏者，“纳而不用”。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徳，宠以侍中，不亦惑乎。”

大致看，圣宗时期佛教不如繁荣发展时期，相对而言，帝王及朝廷对待佛教尚有节制。

四、兴宗、道宗、天祚时期隆佛及佞佛

“澶渊之盟”后，有了较长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15岁即位的兴宗（1031—1055在位）耶律宗真，却同样难免太后摄政带来的长期的宫廷权力角逐的麻烦。不过，在充满阴险政治计谋的宫廷生活中，兴宗又有了个爱好，就是佛教。在其即位的第九个年头，重熙七年十二月，兴宗“幸佛寺，受戒。”帝王受戒，应该是件大事，但《辽史》并没有在纪传中述及此事，只是在相关皇帝的《游幸表》里注了一笔。

此后的重熙九年（1040），“春正月朔日食。先是帝于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于庆州，既改葬齐天后，群僚劝帝迎之，皆不从。因命僧建佛寺，帝听诵《报恩经》感悟，即遣使迎太后。馆置中京门外，筮日以见，母子如初。加号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这段史料反映的就是兴宗时期的宫廷权力之争，尤以兴宗与其生母法天太后的关系最为纠结。由于太后势力很大，在兴宗欲求和解时，通过佛教找到了顺理成章地解决问题的理由。佛教做了一次调节和缓冲矛盾的角色。

自此，兴宗更加热心佛事。由《游幸表》可见，重熙十二年、十六年两次幸庆州诸寺，庆州就是幽禁法天太后之地。重熙十六年末幸兴王寺；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幸圣济寺。同是二十三年，“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此前，十一年，“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凡此等等。

兴宗朝的政治环境复杂，兴宗个人也是位“不依常格”之人，自恣放浪，对亲信的僧人、尽欢游玩时遇到的道士，随兴即加官封爵。史称：“法天太后专制不满四年，帝幽而废之。既亲政后，始自恣。拓落高旷，放荡不羁。尝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变服微行，数入酒肆。亵言狎语，尽欢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僧人可以为高官，以致贵族望门都趋之若鹜地去当僧尼，以致成为兴宗时佛门的一种景观。

兴宗时或可有件可圈点的佛教事业，就是后来统称之为“契丹藏”的佛教大藏经，在兴宗时期雕印。为后来道宗时期佛教进一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道宗（1055——1101在位）耶律洪基，自重熙二十一年（1052）即已随其父兴宗“预政事”，即位时，接手的是一个外部相对和平，内部权斗严重的摊子。史评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菑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浸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道宗是契丹皇帝里文化素养很高、对于佛教颇有造诣，但同时，也是宁信谗言，宠佞佛教的一位皇帝。在其即位的四十多年里，一方面，辽呈现出文化繁盛，另一方面，辽也走进了亡国乱相。

道宗相关佛教的事迹，在辽史中是最多的，即便放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热衷者。

道宗喜欢汉文化，亦推动契丹社会接受汉文化。《辽史拾遗》有说：“晁以道《嵩山集》曰：契丹主洪基，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

道宗时期，对于佛学亦多推崇。如《释摩呵衍论赞玄疏引文》有曰：“我天佑皇帝，……鸿慈天赋，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尝谓曰：《释摩呵衍论》者，包一乘之妙趣，括百部之玄关，安得宗师继为义疏……仅于十旬，析理遂成于五卷，适当进奏，果见褒称，乃赐号曰‘赞玄疏’。”这是说，道宗重视《释摩诃衍论》，喜究性宗的学问。是对其佛学造诣的赞美。

《大日经演密钞引文》也曰：“伏惟天佑皇帝……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赜妙义；杂华之一百千颂，亲制雄词。修观行以精融，入顿乘而邃悟。肇居储邸，已学梵文。有若生知，殊非性习。通声字之根柢，洞趣证之源流。欲使玄风，兼扶盛世。”不仅熟悉儒家典籍，道宗也深入佛学，禅教兼通，还学了梵文，特别对华严有所研究。《圆宗文类》收有道宗作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三十九篇。由于道宗喜好佛学，使得辽境的佛学有了起色。目前可见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大日经义释演密钞》都是道宗敕令修撰。道shen著述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说，“有辽国天佑皇帝，法轮广运佛慧流通，坚持密呪，聿获神功。”这些都反映了道宗的佛教倾向，由道宗涉猎的佛学范围，也大致可见其时佛学流行的一些情况，即华严，密教，尤其与华严相涉的密教是比较受追捧的。

对于道宗好佛，苏辙《栾城集》有记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令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蠧，而中朝之利也”

道宗时僧尼人数剧增。由零散史料还可见，道宗时多开戒坛，甚至开在内殿。与圣宗时严禁诸山滥度僧尼不同，道宗太康五年（1079），则是特别诏令，“诸路毋禁僧徒开坛。”同年，“召沙门守道开坛于内殿。”寿昌二年（1096），“冬十一月丙子，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

与向来的辽帝王一样，道宗也热衷于饭僧，且规模越来越大。

咸雍八年（1072）春正月，耶律超等奏，“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同年春，“泰、宁、江三州，三十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太康四年（1078），“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大安九年（1093），“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

此外，道宗还好建寺、修塔。

清宁二年（1056），建佛宫寺，此寺“在州西北，初名宝宫。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勅建。有木塔，道宗赐额曰释迦。”“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道宗咸雍七年，罢猎禁屠杀，以置佛骨于招仙浮图故也。”此事，大概即置佛牙舍利于画像千佛塔之事。朱彝尊《日下旧闻考》有说：“翠？寺无碑碣可考，寺后有塔十层八棱，俗称画像千佛塔，绕塔基有铁灯龛十六座。”

太康十年（1084），“复建南京奉福寺浮图。”事实上，此奉福寺，非同一般，受到兴宗、道宗辽代皇帝的特别维护。此即当时著名僧人非浊所在之寺。朱彛尊《日下旧闻考》有云：“辽之奉福寺也，在白云观西南，地名栗园。……寺中有石幢，题曰：守司空豳国公中书令为故太尉大师特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讲僧真延撰并书，末云清寜九年。……辽奉福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记曰：京师奉福寺，懴悔主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纯彗大师之息化也，附灵塔之巽位，树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广丈有尺。门弟子状师实行以记。为请大师，讳非浊，字贞照，俗姓张氏，其先范阳人。重熙初礼故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为师……脚疾乃遁迁盘山，敷课于白伞盖，每宴坐诵持，常有山神敬侍。寻克痊。八年冬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内都僧録，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録……今上以师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次年加检校太傅太尉。师搜访阙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进呈，上嘉叹久之，亲为帙引，寻龛次入藏。清宁六年，銮舆幸燕，回次花林，师侍坐于殿，面受燕京管内懴悔主菩萨戒师，明年设坛于本寺，懴受之徒不可胜纪。九年四月，示疾告终于竹林寺。……司空豳国公仰师高躅，建立寺塔，并营是幢。”

又，“大广济寺，在锦州城内，唐末建。有白塔十三层，髙二百五十丈，造于辽道宗清宁间。后降舍利蔵之。”

由石幢文字可见，道宗在清宁六年幸临燕京时，以非浊为为燕京管内忏悔主菩萨戒师，并受戒。如此看来，兴宗、道宗都成为受过戒的皇帝。对此尚需更详细资料。

道宗时另一件佛教大事，是《契丹藏》雕印完成。当时著名僧人觉苑在《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序中有云：“洎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经，欲及迩遐，勑尽雕锼，须人详勘。觉苑持承纶旨，沗预校场，因采群诠，访获斯本。今上继统，清宁五年，勅镂板流行”《辽史》“高丽传”有云：“咸雍七年、八年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

此《契丹藏》，“雕锼”、“详勘”始于兴宗（1031—1055在位）时，道宗清宁五年（1059）敕命“镂板流行”，至少到咸雍八年（1072）已经完全刊成。不然不可能赐一藏佛经给高丽。道宗时期佛教和佛学繁盛，藏经雕造完成和流行于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除却泛滥导致的负面效果，圣、道时期辽代佛教的繁盛，无疑也是契丹文化繁盛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契丹文化繁盛状况的一个缩影。

最后是天祚帝（1101——1125在位）耶律延禧，以皇太孙即位。即位不久，天祚帝也曾“召僧法颐放戒于内庭。”

天祚皇帝时期相对和平的日子没有太久，不仅内部倾轧、“叛亡之迹相继蠭起，”更因女真人领袖阿骨打逐步确立了独立王朝，天祚皇帝内外交困加剧。天庆五年春正月，“下诏亲征。遣僧嘉努持书约和斥阿固达。”这是说，天祚帝欲亲征与金作战，派去下战书的是位僧人。这大概也是辽代正史上最后一笔关于僧人的记录。

天祚皇帝最后被金人俘获，大辽“驯致土崩瓦解，不可复支。”

雄霸北方的大辽至此便淡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佛教却没有因为这个王朝的谢幕而结束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它的角色和作用。

无论如何，辽代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绵延不绝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辽代帝王崇信和支持佛教，一方面使得佛教得以发展，一方面也使得佛教泛滥。审视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和作为，也再次看到一个不断警世的历史教训：过度宠佞佛教，于社会、于佛教都无利。以致后世有论说，“辽以释废”。这个评论显然过于偏颇，但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佛教被泛滥之后果的激愤。

明太祖朱元璋检视了历代帝王的佛教态度和关系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或许，此亦可看做是辽代帝王与佛教关系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