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易明：一代名相耶律楚材 治天下需有“治天下匠”

2012年05月24日 16:02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金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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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佛学院佛学导师金易明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2012年5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在河北邢台召开，此次论坛围绕“辽金元时期的华北佛教”为中心，对中国禅宗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学术研讨，上海佛学院佛学导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客座教授金易明发表了《入世之道与出世情怀的交融——一代名相耶律楚材的佛教信仰情怀窥豹》，论述了耶律楚材在政治上济度苍生的高迈境界，深厚的佛学底蕴以及强烈的护教情怀。摘录论文部分观点如下，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耶律楚材（1190—1244年）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代草原英杰、大蒙古国开创者成吉思汗的重臣，以及其儿子窝阔台时代的名相。他是大契丹国政权的开创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也即是史书一般记载的辽东丹王突欲、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的八世孙。而他又是金朝完颜皇朝的忠臣、能臣耶律履的儿子，耶律辨才、耶律善才的小弟。生活于金元两代交替之际，在大蒙古帝国建功立业，成就其一代名相之英名。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人生旋律

集能臣、清官、儒生、佛徒、才子于一身的耶律楚材，留下的十四卷本的文集，却以“湛然居士”命名，其常用的名号又谓“玉泉居士”，他故世后被安葬在玉泉山下，即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他是一位特殊的佛教信徒，他的信仰体现了中世纪中国北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特色，在其政治实践中，有佛学思想的影响，其对佛教的信仰偏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决非一般的佛教信徒，他对佛家思想的态度，体现了作为一代政治家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信仰特色。

清代的芳郭无名人为《湛然居士文集》所作的后序的最后，对耶律楚材有很中肯的评价：“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彼其所挟持者，盖有道矣”。并由衷感慨到：“窃意国家最急者人才耳，今有人於此，墨名而儒行，足以任帷幄，靖内忧，御外侮，以视夫发蒙振落，曲学阿世，谬托儒术以为名高者，其致治乱之数，果孰愈哉！所关系於世运人心，良非一端，盍深思而观其要矣！”。这无疑是对耶律楚材作为一个能担当济度苍生之宏伟事业的儒生兼佛徒的最高褒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耶律楚材的人生，是一个汉化的契丹族知识分子试图以儒家“修齐治平”人生观为指导，实现其治国理念的士大夫的典型，同时也是一个成功实现“以天下生民为己任”抱负的政治家典范。虽然蒙古国上层贵族对其在汉地所实行的每一项政策都竭力反对，虽然他本人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麾下一直难以实现其礼仪治国、仁义立国的政治理想，难以发挥其作为相才的智慧和才华，因而在诗文中常发出感叹和牢骚，如他曾咏叹到：“多病逢秋苦未宜，天涯屈指故人稀。尘飞沧海悲人世，梦断黄粱笑锦衣。静乐浮荣难两得，宦情归兴本相违。高山流水无穷思，抚弄丝桐为发挥”。但他毕竟在汉地实行的相当有效的税收、农耕、信仰等政策，为处于金戈铁马交战时代和朝代更替之际的普通民众带来了难得的平静生活和喘息机会。由此，他为官的智慧、才华、清廉和怀柔等等优良品质，始终在历史上广泛传颂。

早在1218年蒙古帝国攻占燕京之后，成吉思汗风闻金朝降臣耶律楚材善于占卜，于是下诏请其赴蒙古帝国。1218年夏天，在万松行秀门下学习禅学三年的耶律楚材，应邀来到了蒙古草原。在怯绿连河，也就是如今的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成吉思汗召见了楚材。此时的耶律楚材，正值风华正茂的29岁，一代雄才大略的蒙古帝国大汗初次见到这位契丹皇族后裔，首先是对他玩笑般地给了一个“吾图撒合理”绰号，蒙古语大胡子之义－－因为他蓄长须。成吉思汗与其的应对中，涉及了对金朝的态度，当大汗告诉他已经替他报了完颜家族灭辽之亡国灭族之仇时，耶律楚材却表现出对金朝丝毫未有仇视的心态，并对自己的两位胞兄和父亲效忠金朝的作为，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肯定。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代天骄，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鲁莽之辈，对耶律楚材的回答，非但未表示不满，反而增加了对其的信任，特别是对他所说的治理天下需要有“治天下匠”一说，甚为赞同，后即封为左右员外郎。作为“治天下匠”，楚材面对蒙古帝国直接面临中原发达的农耕文明和精致的文化积淀的现实，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儒佛两家的文化伦理、典章制度、人生信仰，是他这位“能工巧匠”的现成工具。并且，他的从政抱负崇高宏大，“干戈未敛我伤神，自恨虚名误此身。否德讵能师百辟，微才安可步三辰。箕裘谩叹青毡旧，勋业空惊白发新。安得夔龙立廊庙，扶持尧舜济斯民”。但他的施政举措却又相当务实，他曾经对窝阔台“因陈时务十策：一曰信赏罚，二曰正名分，三曰给俸禄，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务农桑，九曰定土贡，十曰置水运。上虽不能尽行，亦时择用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执政者所面临的实际事务，对蒙古帝国迅速调整对汉地农耕文明地区的统治模式，并阻止一些蒙古族官吏毁掉中原农耕文明，将大片中原土地变作牧区的愚蠢又短视的提议，无疑是具有关键性的施政举措。尽管他在蒙古帝国为官二十几年的经历告诉他，蒙古草原文明与汉地农耕文明的差距之大，致使推动蒙古上层皇宫贵胄们接受汉地儒家之仁义礼乐之教化，确实困难重重。他在成吉思汗麾下由1218年到1227年共十年，基本上在西征的途中，对这段生涯，他的诗中有　“十年兴废悲歌里，半世干戈寤寐间”，“十年沦落困边城，今日龙钟返帝京。运拙不须求富贵，时危何处取功名”等诸多的感叹；即使后来在窝阔台帐下做中书令后，他的政治主张还是得不到流畅的执行，故有“学术忠义两无用，道之将丧予忧惶。有意攀龙不得上，徒劳牙角拔犀象。唯思仁义济苍生，岂为珍羞列方丈。箪瓢陋巷甘孤穷，鸿鹄安与燕雀同”的无奈与自励！但是，在耶律楚材的身上，无论是其政治抱负，还是实际的执政作为，都无不体现了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和佛家的信仰道德和舍己济世的境界。由此，宋子贞称其“公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之以廓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赞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无愧者也”。

历来对于学佛的态度，都有一种疑问，学佛者是否就应该隐居深山，不闻不问世事？耶律楚材的作为，给出一个相反的回答。他本人一再认为，学佛参禅“治心”与儒学“治世”之间，并不矛盾。这与他长期为汉文化熏陶，在深厚儒学功底基础上建立的人生观，以及在万松行秀门下潜心学佛所树立的精神境界有关。特别是他二十八年身居高官，他故世后，有人在当时执政的乃马真皇后进谗言，说其长期身居高位，有贪墨敛财等传言，一向不待见他的乃马真下令搜查寓所，结果是其清廉的程度令朝廷深为震惊。融儒学与佛学于一炉的中华文化，对于耶律楚材为官人格的坚守，个人操守的修养，政治理想的形成，是多么的重要啊！

他自己对儒学与佛学的关系，曾在诗中有过观点：“多士云奔奠上黉，释迦遗像亦行城。旌幢错落休迷色，钟磬铿锵岂在声。宣父素心施有政，能仁深意契无生。儒流释子无相讽，礼乐因缘尽假名”。既然都为假名，不妨依世俗谛而济度苍生，以胜义谛而明心见性。事实上，他一生未曾离开政坛，周孔之教也是他一生的立身治国之体，而在其治国方略下的佛教，则是他的治国之用；他一生始终信奉佛教，所以禅学佛智则是他一生安心立命之体，而在其治心信仰下的政治，则是他的治心之用。

必须肯定的是，在当时朝代交替之际，蒙古帝国的金戈铁马在中亚扫荡，各路铁骑纷纷挥师南下中原。耶律楚材在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在浩浩的蒙古大草原上，在虎视眈眈的蒙古军团的帐帏中，能坚守中华汉文化的立场，圆融儒家政治伦理与佛教心性观念，艰难地在蒙古贵族的势力范围内推行相对文明的施政举措、政治理念，真诚地实践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理念。

耶律楚材确实是元朝历史上，辅佐两代帝王，又为忽必烈最终建立元朝而奠定坚实基础，在政治上成熟并具有远见的蒙古帝国重臣，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入世的，以悬壶济世为职责，有担当天下苍生之生计的良臣。所以《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将他比作是元初的萧何与房玄龄。但是，他又是一个信仰立场鲜明的佛教徒，是一位有着不倦的护教情怀，以及深厚禅学造诣的居士。他以一生的从政经历，书写了一位政治家与佛教信徒高度融合的形象。无论是呵斥丘处机，对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及其徒孙们的排斥挤压、甚至诋毁儒佛、袒护和纵容道教徒侵占孔庙、佛寺的行为的严词痛斥，还是对佛教内部的糠孽禅的批判和诟病，都既体现了一个实际执政官吏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又体现了一个佛教信徒的护教热忱。他的一生亦儒亦佛，人们喜欢纠结于在他的心目中，儒佛两家孰重孰轻的比较，但笔者以为，静安先生对其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文正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然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他知道自己的信仰与自身的职责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无疑的，从信仰的视角观察，以儒治国为权宜，而从理政的立场出发，则以佛治心亦不妨为一权便之途！耶律楚材可谓是一位入世之道与出世情怀交融无碍的一代圣贤，为后世之从政者提供了诸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