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子：吼动乾坤 漫谈弘一法师的书法风格

2012年06月15日 16:30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武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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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6月17日至20日，“第四届海峡论坛•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在福建泉州举行。文化交流周上将举行弘一法师纪念馆新馆剪彩仪式，《南山五部》善本再造新闻发布会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佛教增强两岸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彼此互信互动、互助互融的发展与共荣。期间还专门举办了以“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弘一法师•佛教精神•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教师武元子发表了题为《漫谈弘一法师的书法风格》的论文，阐述了弘一法师一生书法成就逐渐演化的过程，以及法师后期大量书法作品中所达到的独有的简净、静谧、冲淡、平和境界。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弘一法师是令人敬仰的一代高僧，他的书法是佛教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光辉。

丰子恺先生曾这样记述：“先师弘一上人在家时，精通音乐、演剧、诗文字画，而于书法造诣尤深。出家后摒弃诸艺，独不忘情于书法。常写经文佛号，广结善缘。”实际上，法师出家后也画过一些佛像用于弘法利生，甚或偶然治印，不过，都远不及他的书法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

“书，心画也。”笔迹是书写者内心活动的真实显露，难以掩饰、重复和模仿。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原始的笔迹鉴定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美国的一位笔迹鉴定专家，可以从一个求职者的随意书写中，获取两百多个信息，用以分析这个求职者的性格禀赋、兴趣爱好、健康状况、与人交往的能力……等等，并将据此而得出的判断（如适合的工作、职务等）提供给公司的老板参考。

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中国书法，它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字如其人”、“品字如品人”，一个人的字所展现的是他整个的生命状态。一个生命状态的形成，综合着多方面的因素，有着极其复杂的时空背景和过程，正如佛法所示：“缘起甚深”。其中就包括先天禀赋、性格特质、生长环境、所受教育、人生阅历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人生理念、处世态度、文化品味、审美趣向……等等。

千百年来，书法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王侯将相、雅士文人。唐太宗、武则天、乾隆、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毛泽东、朱德……这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或是在书法上卓有建树，或是在文治武功之余把书法当作相伴终身的爱好，《书谱》所谓“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书法让写字的人在调养身心的同时，也在体验身心内外与宇宙万物相沟通、契合的消息；欣赏者则是通过作品，品鉴书家的书学造诣和感受书家的精神世界。

“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明•祝允明语）一个书家，应该具有书法功底和精神修为两个方面的学养，不能偏废。弘一法师一生的书法成就有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法师居俗时，曾在书法学习上下过极大功夫。从法师传世的大量遗墨中可以看出，他对篆书《石鼓文》、《天发神谶碑》，隶书《张迁碑》、《曹全碑》，楷书《张猛龙碑》、《龙门造像》诸品及“二爨”，乃至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黄庭坚的行书《松风阁诗》等均有涉猎，且造诣颇深。点画劲厉爽健，结字紧密精严、峻拔峭古是法师出家（1918年）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书法特征。如1918年冬书赠夏丏尊的“勇猛精进”横披，1922年为老友杨白民所书《法常首座辞世词》、为夏丏尊所书《苏轼画阿弥陀佛像题偈》等，可谓是“内涵筋骨，外曜锋芒”（《书谱》语），带有明显的师古痕迹。

1926年（法师四十七岁），法师的书法逐渐透出演化的消息。法师自述：“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五年（1926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王羲之所书《黄庭经》）。”太虚大师亦推为“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

《篆书佛号并莲池语录》轴（1926年）和“佛眼远禅师句”横披（1927年）等作品，可以看出法师写字的用笔已由方峻逐渐转为圆润，心气日趋深稳、内敛。1930年所书的《普贤行愿品赞》册和1931年所书的“普令众生得法喜，犹如满月显高山”七言联、“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相犹如虚空”八言联等作品，虽然面目已与古人拉开距离，然用笔尚见遒劲，蕴藉沉厚，如棉裹铁，显示出张力。

1931年（法师52岁）后，法师的书法进入晚期。《赞弥勒菩萨偈》轴、《佛三身赞》四屏等以及从此以后的大量作品，用笔敛神含藏，起止转折几无痕迹，点画温润如玉，节奏极为舒缓、显现出让世人景仰赞叹无已、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所独有的简净、静谧、冲淡、平和的境界。1932年6月，法师为纪念其父120周年诞辰，用时十六天书写了《佛说阿弥陀经》，这件加上款识总计1936字的巨制，堪称法师传世墨妙的精品，极富宋代的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的意趣。

苏轼在《与侄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还特别提到：“只书学亦然”。法师书法的演化过程和最终成就，正与此说相合，“是以右军（王羲之）之书，末年多妙，为其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唐•孙过庭《书谱》）书家所谓“人书俱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等，指的都是这种炉火纯青的境地。

大居士马一浮在法师所书《华严集联手迹》题跋中称：“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薰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马一浮是法师的至交，于佛学、书法都有精深造诣，对于来自他的评论，法师自然允为确当且欣慰：“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

马一浮所说的“内薰之力自然流露”，指的是法师经历了佛法的薰习、信解和修持后通过书法所呈现的生命状态，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成为读懂、品味法师书法的“具眼者”。

印光长老对法师书法体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0年印光长老就曾对法师早期的写经书法提出了劝诫：“……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

印老认为：“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是“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渡众生，成佛道”的大事，要“令其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岂可以游戏为之乎？”

印光长老的身教德化对法师一生的佛学成就影响殊深，法师尝称：“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印光法师”（致王心湛书），直到垂暮之年尚叹：“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对于长老的劝诫，法师自然信受奉行。

书札体格，即日常书信所用字体，以行草为主，大多率意潦草。法师曾对寂山和尚说：“弟子出家， 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 用行草体写经既然与断烦恼、了生死的佛门大事相违，法师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法师后来的书法，无论是写经还是佛号偈语，即便是书录古人诗词（如1941年为篆刻家张人希所书唐代韩偓七绝《曲江秋日》），或篆或楷，无不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已然将写字融进“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的修行。

世间的书法有许多的讲究，有可言说的，如用笔动作的提按转折、轻重缓急；点画形质的长短粗细、方圆偃仰;结字的正欹向背、揖让穿插；章法的呼应顾盼、纵敛开阖以及墨色的浓淡干湿……等等。不易言说的，则如形而上的气韵、神采、意境等等。    小从“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的用笔，大到“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气象……书家的生命与才情在这尺幅之内、黑白之间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挥。

法师本人对出家人写字的见解和主张，与世间的讲究大异其趣，这也应是他的书法风格形成的成因之一：

法师在“因为几个学生的意见”，回答“关于写字的方法”时谈到：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为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诸位或者要说，这是普通（学写字）的方法，假如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须要如何呢？我没有办法再回答，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能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1937年3月于佛教养正院演讲）

法师的这段开示表达了几层意思：一、出家人的本分事是全力研究佛法,有空的时候把字练得好一些，可以作为弘法的工具；二、要想写好字，就要“非思量分别”（也就是所谓的“平常心”、离相、无粘缚取舍等）;三、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与佛法相同的，要从学佛法中得来。

法师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说:“朽人于写字时……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绝不用心揣摩。”“朽人之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1938年致马冬涵信）

“常人所注意”、“用心揣摩”的种种，即是法师所认为的“思量分别”，是写好字的障碍，在法师是“皆一致摒除”的，这是法师的书法之所以超尘拔俗、迥然孤立的关键。从出家后的“摒弃诸艺”，到将写字的诸般讲究“皆一致摒除”，“技进乎道”，法师履践的是“损之又损，以至无为”（《道德经》）、“无心合道”的作略。

法师于书法的主张深契《金刚经》的精言要义：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

“应如是生清静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字法即心法，法师所摒除舍离的种种正是佛家所说的幻相、空相。面对法师晚年书法显现的静穆和安详，似乎可以感受到他那舒缓的用笔、匀细的呼吸，甚至那颗摒弃诸缘、没有分别杂染，专注而无所住、无所得的清静心。对佛理“得力处省无限力，省力处得无限力”也会有更深的体悟。

世人评析法师书法，每不免于管窥蠡测，谈空说有；法师于佛法空义的宣示，可作为更为完整地解读和赏析他的书法作品的参照。在《佛法十疑略释》中，他说：

“何谓空及不空？空者是无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事业。虽知无我，而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故空而不空。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而决不执著有我，故不空而空。如是真实了解，乃能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作种种之事业无有障碍也。”

“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著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

“所以真正之佛法，先须向空上立脚，而再向不空上做去，岂是一味说空而消灭人世耶？”

1937年，厦门遭日军围困之际，法师“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 断然拒绝离开厦门， 自题其居为“殉教堂”。在与人书函中说：“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1938年10月又赠人以“最后之胜利”横幅等种种行持，都表现出法师极大的爱国护教的热忱。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正使笔墨不减元常（钟繇）、逸少（王羲之），只是俗人耳。”（宋黄庭坚《论书》）。在中国，素有“字因人贵”、“字以人传”的传统，弘一法师的书法之所以被视为佛门至宝、为世人所珍重，全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太虚大师称：“弘一律师在中国僧伽中可说是持戒第一，其道德与品格为全国无论识者和不识者一致钦仰，为现代中国僧伽之模范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语），这也正是今天的佛门弟子以及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们所应当深思、最应当学习和效法的。

法师曾选定莲池大师所编的《学道四箴》交付作曲家谱曲，其中“大音希声”的颂文写道：“不音之音，名曰至音，沉沉寂寂，吼动乾坤。无扣而鸣，古人所藏。学道之人，默以养真。”

这几句颂文似可作为这位一代高僧的生命状态与其书法风格的如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