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也来到中国，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天竺（今印度）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西方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

法显（约337—约422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三岁就出家了。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叶，佛经虽然已经译出很多，可是戒律（佛教约束教徒的教规）仍不完备，法显就立志西去寻求戒律。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西域、越葱岭去天竺（印度）取经。他先后约得同伴九人同行，历经艰险，终于经今阿富汗，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到达天竺。他在天竺搜求戒律，学习梵文梵语，抄写佛经，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在游历旅途中，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愿留在天竺不再返回。而法显西行的本意在“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所以坚决由海路回国，以传由天竺取得的戒律，弘扬佛法。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附近的泰姆鲁克古时，位于恒河入海口）乘商人海船昼夜兼程14天到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因师子国是南亚佛教兴盛之邦，法显就在这里寻访名山宝寺，继续求佛法。在“无畏山”佛寺的供物中“见商人以晋地白团绢扇供养”于佛像前，引起思乡之情，“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更坚定了回国之念。

在师子国停留两年之后，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九月四日法显从师子国搭乘一艘商人大船，船上载有200余人。大船后系一只小船（由于海上航行极为艰难，以备大船毁坏时用）。这艘大船准备横渡孟加拉湾东去。刚一启航恰值好信风，得以顺利东进，没想到，两天后，便遇到大风，船漏入水。商人都想上小船，小船上恐怕人太多，就砍断了缆绳。命在须臾，商人都非常恐怖，就把船上粗重财物掷于水中，法显也把水瓶、澡罐及其他东西掷入大海之中。这样的大风刮了13天，船到一个岛边。潮水退后，能看见船漏的地方，才补塞修理好，继续航行前进。

海上航行极为艰难。“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显然火色，鼋鼍［yuántuó元驼］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邃，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称此二岛）。”

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海程中有海盗。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观察日月星辰辨别航行方向，在当时远洋航行中的重要作用。这时，还没有指南针，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海船，只见水天相连，只有靠日月星辰导航了。这就成为我国观日航海、观月航海起源很早的证明。

到了耶婆提国，因这里“婆罗门教兴盛，佛法不足言”，所以法显“停此国五月日”，只停留五个月，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四月十六日，又搭一艘上有200多人的商人大船，带50日粮食，向东北广州方向航行。约走了一个月，夜忽遇黑风暴雨，商人等都很惶惧。那时天又连阴，走70多天，粮食、淡水都快用完了，只好取海水食用，余下的淡水，每人分二升。商人们说，平常行驶50天就可到广州，现在已过期多日，是不是航工看错了？于是就向西北航行，寻找海岸，“唯任风飘流”经12昼夜，“忽至岸，见藜藿（农作物）菜疏依然，知是汉地”。大家得到淡水菜蔬都高兴异常。但不知是什么地方，有人说已过广州，有人说还没到广州，又乘小船深入内地，等寻到两位猎人，请法显翻译，法显用汉语问他们，“这是哪个国”，猎人说，这是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崂山一带），属晋地。法显才知道已经回到了故土。后来，他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去建康。

法显历经艰难坎坷，西行印度，寻求戒律，历14年，濒于死者数次。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远航归国，这时已是70岁的老人了。回国后，他与刚来中国的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一起翻译他带回的大量佛经，又撰写了记述这次求经见闻的《佛国记》（即《法显传》）一书，计13000多字。这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海的纪实之作。其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从《佛国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航海技术已有提高。可乘200人以上的大商船已往返于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了。多摩梨国、师子国、耶婆提国和广州已是重要港口。当时航海者仍用天体定向导航，虽已知信风的有关知识，但对海洋气象尚不能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