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在历史上佛教传播过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进行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中国佛教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爱教始终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佛教传入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在净化社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逐渐被消化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早期的佛经翻译家都是来自印度或西域的僧人，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始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此后，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们梯山航海，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西行求法。这种为法忘躯、勇猛精进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一、“欲令戒律流通汉地” 不畏艰险西行求法

佛教中的伦理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戒律学体系中。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是出家及在家信徒所应遵守的戒规，强调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戒律”并用，就是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中国戒律的传入，始于昙柯迦罗。魏嘉平中（249-254）昙柯迦罗来至洛阳（一说魏文帝黄初三年，即222年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至魏少帝嘉平二年（250），译出《僧祇戒本》（《僧祇戒心》）一卷，敦请梵僧建立传授比丘戒的羯磨法，此为中土受戒度僧之始。此外，康僧铠曹魏嘉平四年（252）至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四分杂羯磨》一卷，昙谛译出《昙无德羯磨》等。此后西晋竺法护译《比丘尼戒》，前秦昙摩持和竺佛念译《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前秦道安大师（312-385）对律本的翻译非常重视。他在襄阳时参照已有的戒律制定了《僧尼规范》，据《高僧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但他曾经感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认为翻译者对律藏“考校者少”。由于律藏的不完备，影响了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东晋十六国时期掀起了律宗典籍翻译的高潮，很多重要的律藏典籍都在这一时期传入。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人，也是有史记载的到达了印度本土并且取经而归的中国人，他西行求法的目的就是寻找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律学典籍。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郡人（今山西省临汾西南）。父母担心他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严持戒律，仪轨整肃。法显在长安时，“慨律藏残缺“，即慨叹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律藏尚不完备，“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从而立志西行寻求。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愈花甲之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同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一行共十人，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走过沙漠，于401年到达于阗。在此期间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剩七人同行。法显曾记载过戈壁沙漠时的情景：“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由此可见其路途艰险。

法显等人从于阗翻越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内，南向渡过新闪河（印度河），经乌苌国、犍陀罗卫、泰义尸罗到达弗楼沙（今白沙瓦）。此时宝云等三人已返回中国，慧应于途中病故，慧景在翻越小雪山时冻死，最后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再向南行到跋那国，渡新头河，进入中印度的摩头罗国。法显在印度游历了僧伽施、舍卫城、毗舍离、巴连弗邑、那烂陀、菩提伽耶、贝纳勒斯等佛教胜地和历史名城，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又返回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住了三年，学习梵语和抄写经律梵本。

二、身处异乡 心系祖国

在中天竺时，和法显同行的道整“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法显始终不改初衷，坚持自己本来的愿望，即令戒律流通汉地，所以毅然独自继续南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国（今加尔各答），继续学习、抄经和画像。

义熙六年（410），法显搭乘商人的船，从多摩梨帝渡海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王城北有一座大塔，高四十丈，由金银众宝合成。塔旁是无畏寺，有五千僧人，佛殿亦由金银众宝建成，殿内供奉一尊三丈高的青玉佛像，庄严无比，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见此圣境，不禁感叹起和他一起西行求法的同伴，恰于此时看见到有人以来自祖国的百绢扇供养，立即触发他的爱国思乡之情：“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义熙七年（411）秋，他搭了载客二百余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八年（412）夏初，他再搭乘大商船，预计五十天航达广州，即在船上安居，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又遇暴风雨，船上的婆罗门认为载僧人不利，商量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幸亏法显从前的施主仗义反对，才得以幸免于难。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漂流，终于航抵青州长广郡牢山（即今崂山，属山东省青岛市）南岸。

法显是古代中国著名的爱国高僧，在到印度求法的艰难而漫长过程中，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国。他从长安出发，途经六年，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里逗留了六年，归程经师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所经将近三十国，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没有过的经历。和他一起求法的十位僧人或中途返回中国，或病死与途中，最后只有他和道整达到了印度。最终学成归国，则只身一人，可见求法之不易。正如唐义净《题取经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者成百归无十，后者不知前者难。远路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殚。后者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轻易看。”

三、求法译经 励后来求法者

义熙九年（413）秋，法显来到建康的道场寺，专事于翻译。据《出三藏记集》载，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杂藏经》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共六部六十三卷，其中后三种于僧祐所处的南北朝梁代时已佚失。他带回的其它五部梵文经典《綖经》、《长阿鋡经》、《杂阿鋡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抄》，则没有来得及翻译。

法显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撰写了《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详尽记述求法途中所经过的国家的佛教信仰、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和地理。此书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样，对了解中亚、南亚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和文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近代以来，《佛国记》被陆续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印地语、尼泊尔文等多国文字，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印度境内并且归国翻译佛经的的求法高僧，他不畏艰险、为法忘躯的精神，受到了佛教界的高度赞誉。法显初记所游历印度诸国时比较简略，后经人劝说才重新详细加以记载，法显自述其原因时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时人感叹法显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

法显的求法壮举，也极大激励和鼓舞了后来求法高僧。如唐代求法僧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玄奘和义净。玄奘大师曾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义净更是深受法显精神的感染，“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他对法显、玄奘求法之伟业予以赞叹：“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

回顾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史，最让人感佩的是求法高僧为法忘躯的精神，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德业，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不仅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而且也是在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我国中国的求法高僧们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资源，也为印度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在西行求法的过程中，不仅传播了友谊的种子，还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