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国：《佛国记》中的海洋人文视野

2012年09月10日 14:1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王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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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国（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印媛）

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厦门大学教授王荣国发表了题为《海洋人文视野下的法显《佛国记》续》的论文，主要阐述了法显回国后著《佛国记》保存了大量古印度诸国佛教信仰以及风土人情的资料，还保留了古代早期的海洋人文的历史资料，摘要如下。

法显由陆路往天竺求法，经三十余国，最后携梵本佛经由海路返国。回国后著《佛国记》(《法显传》)，该书保存大量古印度诸国佛教信仰以及风土人情的资料，还保留了古代早期的海洋人文的历史资料，笔者曾于2009年以《海洋人文视野下的法显〈佛国记〉》为题进行初步的分析，意犹未竟，今作续篇阐述余意，不妥之处，恳请同仁赐教。

⒈《佛国记》涉及了从斯里兰卡至中国的“航程记录”。航海日记是海洋航行经历、海船规模与构造、风向、里程以及见闻的日记。在西方，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所写的《航海日记》被人认为比较系统的“航海日记”。我国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沿海岸线航行到“已程不国”的航线。孙光圻在其《中国航海史》中认为，“已程不国，约为今斯里兰卡、即古代所谓的‘师子国’。”不过，孙光圻只是综合了学术界的看法，没有说出具体的理由。事实上，关于“已程不(国)”至今学界存在数种看法：⑴故地多谓在今斯里兰卡，应作“已程不”，古读“巳秩不”，即斯里兰卡古巴利文名Sihadipa(师子洲)译名；⑵今印度东南部钦格耳普特(Chingleput)；⑶在印度西南部；⑷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西岸；⑸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显然，关于《汉书•地理志》所涉及的远洋航线的远点是不确定的，且不是“航海日记”，所载文字简略又无实感。法显的《佛国记》虽不是“航海日记”，则记录了一个中国人在印度洋滨海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南部的塔姆卢克〈Tamluk〉)前往岛国师子国(斯里兰卡)，再由此从印度洋返回中国的海洋航行活动的全程，航海技术、航行状况以及沿途风浪、风土、海洋商舶上的“船上社会”成员的宗教信仰与禁忌等。

⒉《佛国记》记载了从耶婆提至广州的航程。法显所乘的海洋商舶从耶婆提前往广州的途中遭遇暴风急雨，在海面上漂泊七十余日，粮食与水浆将尽，取海醎水为食。《佛国记》记载一则海商的议论：

“商人议言：‘常行时正〔止〕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

这则记载揭示：正常情况下，以晋朝航海设备与水准，从耶婆提至广州大致航行“五十日”的航程。在中国古代有关文献中比较完整记载海洋活动的当推佛教史籍，笔者曾以“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为题，探讨了其间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从广州港登陆传教的情况，其中早于法显的是天竺僧耆域。据《高僧传•耆域传》载：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并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

就是说，耆域是一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僧人，于“晋惠之末”，即“元康末年(298—299)”抵达洛阳。他取海洋航路东来，先是从印度至南海诸国抵扶南国(今柬埔寨)，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路抵达交州，再由交州(今越南)到达“广州”。这是佛教史籍较早对从印度——南海诸国——交州——广州的海洋航路的记载，但仅仅是勾勒了线路。

⑶《佛国记》记载了晋朝海洋商船的规模。法显在其《佛国记》中两次提及海洋商舶的规模。第一次是法显从师子国前往耶婆提时，《佛国记》载：

法显在师子国住了二年，求得汉地所无的佛经梵本“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

第二次是法显从耶婆提欲返广州时，《佛国记》载：

“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

可见，上述两艘船都是载有“二百余人”的大商船，并都附有一艘“小舶”。这两艘商船的规模相同，造船水平也相当，也就是说，都是体现当时世界造船水平的船只。

⒋《佛国记》对远洋航海专家——海师的记载。“海师”是海船上熟悉海洋航道与海况、驾驶海船的航海专家。法显所乘商舶从耶婆提往广州途中船行一个多月后，《佛国记》如是记载：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

引文中的“相”与“望”均有“观察”、“察看”之意；“僻”即“偏差”、“差错”之意。从引文可知，因连日天空阴沉沉，原先碧蓝的海面也变得阴沉沉，“海师”无法根据日月星辰、海水、海浪、游鱼、飞鸟等进行判断，造成航向判断的偏差失误，延误了航程。法显的《佛国记》是最早记载了海洋活动中“海师”职业及其职司。此后《宋书•朱脩之传》、《资治通鉴•梁元帝承圣元年》才相继出现有关“海师”的记载。

⒌《佛国记》记载了晋朝的航海技术，主要是对“信风”与“牵星术”的记载。《佛国记》中对“信风”的记载有两次。第一次是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乘船前往师子国时，《佛国记》载：

“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

第二次是法显从师子国乘大舶到耶婆提时，《佛国记》载：

“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

显然，上二则引文都提及“信风”。众所周知，信风是在低空由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赤道地区的风，是定期定向而至的风。古代从事远洋航行的人们通常利用“信风”进行航海。要指出的是，上述两则利用“信风”实例的记载均非中国的商舶。不过，法显从耶婆提乘商舶返回广州时，《佛国记》如是记载：

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五个月，“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引文说，法显所乘的商舶于“四月十六日发”。众所周知，每年四、五月是东南信风季节，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原来是为了等候四、五月的东南信风，然后“赍五十日粮”，利用东南信风，扬帆返回广州。在我国汉代就已经认识并利用“季风”，这是一种随季节而变风向的风。季风定期而至，称为“信风”。《佛国记》是我国古代史籍中对“信风”最早明确记载。

⒍《佛国记》记载了航海中对“牵星术”利用。在世界航海史上指南针发明之前，是利用原始的天文导航，就是在航海中依据日、月与星星的位置确定航船的位置与航向。这种夜间利用星宿来确定航船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称“牵星术”。汉代的《淮南子•齐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东晋《抱朴子外篇•嘉遁》：“失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可知，我国最迟在汉代已利用星宿导航，但上述二书都只是在行文比喻时谈及“星宿导航”，比较费解。法显在《佛国记》中写到：

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航程，“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

前已述及，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商舶是外国的商舶。可见在我国晋朝，国际上普遍利用牵星术。《佛国记》虽然记载利用牵星术的海舶不是中国的，这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利用星宿导航的实例，较前引《淮南子•齐俗》、《抱朴子外篇•嘉遁》有实感，易于理解。

⒎《佛国记》记载了海洋港口及其海港城市的海洋人文信息。《佛国记》对于港口城市的记载。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现有僧住。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

引文说，从“瞻波大国”东行近五十由延，就到了“多摩梨帝国”，这是一个滨海国家，有“海口”，亦即“港口”。“多摩梨帝国”是《大唐西域记》之“耽摩栗底国”，其地望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Midnapur)的塔姆鲁克(Tamluk)，在胡格里(Hooghli)河与鲁甫纳拉扬那(Rūpnārāyana)河汇合处上游十二英里处，在后者的西岸。这里是古代东印度的著名海港城市。上引《佛国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中的“海口”即海洋港口城市。就是说，滨海国家“多摩梨帝国”是港口城市。据《大唐西域记》载：其地“滨近海垂，土地卑湿。……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虽然这则记载反映的是唐代玄奘所见的情景，但不涉及这个港口城市的规模与发达程度，只是说这个城市因位于滨海水陆交会的枢纽，海陆“奇珍异宝”汇聚于此。法显当年所见的状况与此应相近。《佛国记》说此处“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一个小的滨海港口国家有24处“僧伽蓝”，佛法如此兴盛没有海洋商业贸易兴盛经济支撑是不可能的。法显本人在此海港城市居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

法显从多摩梨帝国乘商舶前往“多出珍宝珠玑”的岛国“师子国(斯里兰卡)”。据《佛国记》载：

“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由上可知，“师子国(斯里兰卡)”这个岛国是“诸国商人共市易”的地方，是因各国海洋商人往来聚集逐渐形成的海洋贸易港口。《佛国记》为后人保留了“师子国(斯里兰卡)”由各国海洋商人与岛上先民进行最初的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形成海洋贸易港口、并由此最终形成以海港城市为主的岛国的可贵的海洋人文资料。

⒏《佛国记》保留了海洋性宗教信仰与禁忌历史信息。法显在师子国(斯里兰卡)时，王城北佛陀圣迹处有一大塔与住有“五千僧”名为“无畏山”的僧伽蓝。据《佛国记》载：

无畏山有“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

晋朝所产的“白绢扇”在当时无疑是名贵之物，“商人”以此供养“玉(佛)像”，说明其信仰十分虔诚。虽然我们无法判定该“商人”属何国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反映了在师子国(斯里兰卡)这一岛国海洋贸易商人中的佛教信仰之一斑。

其二，耶婆提国以及从此国返回广州的途中：

“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

从上二则记载可知：⑴海岛国家耶婆提国的宗教以婆罗门教最为兴盛，佛教很弱。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很可能在这个岛国传教，有信徒皈依，第二则引文中的在商舶上护持法显的“檀越”应是在耶婆提皈依法显的信徒，此人应是从事海洋商业贸易的中国海商。⑵在海洋商舶这一特殊的海上社会中，有不同宗教信仰商人，有信仰婆罗门教的，第二则引文中“诸婆罗门”应即来自耶婆提国信仰婆罗门教的海商；有信仰佛教的，如法显及其檀越等。法显所乘之商舶从耶婆提前往广州于四月十六日起航，其时正值佛教进入结夏，法显在返国的航程中循例“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⑶法显遇危急时都念“观世音”与“归命汉地众僧”。从师子国到耶婆提途中遇大风，船漏入水，法显“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从耶婆提前往广州途中“遇黑风暴雨”，法显也是“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皈依法显的海商亦应如此称念。以上反映了法显的佛教信仰明显带有晋朝佛教信仰的特征，同时又是在海洋航程中，使得其佛教信仰具有海洋性。这是应是中国海洋性宗教信仰中以“观音”与已故人物“亡灵”为“守护神”的最早的记载。⑷前文提及在从耶婆提返回广州的商舶上，有法显等佛教徒，更多的则是婆罗门教徒。当商舶在途中遇害黑风暴雨时，船上的婆罗门议论“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这些婆罗门出于婆罗门教信仰，认为航船搭载“沙门”是很不吉利的，因此才使大家遭受诺大的苦难，试图将“比丘(法显)”抛弃在海岛，理由是不能因为一个人而使大家承担人生危险。反映了婆罗门教徒的海洋禁忌。

⒐《佛国记》对“抄贼”的记载折射出印度洋国际中心海域及海盗社会。在法显所乘的商舶从师子国前往耶婆提国的航程中，《佛国记》如是记载：

……师子国……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舶……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综上所述，法显的《佛国记》中承载了相当多的海洋人文信息，如海洋航程及见闻记录、海洋商船规模、航海家“海师”及其职司、信风与牵星航海、滨海港口、滨海港口城市、海岛国家及其商业与宗教信仰、海洋商船上商人的宗教信仰等等。既有中国的，也有印度洋沿岸国家及其岛国的。虽然这些海洋人文信息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却是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