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关于法显归国后经历的几点质疑

2012年09月10日 15:4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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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399年，一位花甲老者，从西安出发，穿越渤海，一路西行，去寻求佛陀正法。公元412年，这位耄耋老者，渡海归来。一个伟大的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两种文化在此交融。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隆重开幕，海内外300名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法显大师登陆地青岛，共同探讨法显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文明教授发表了题为《再论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的论文，主要对法显归国后的最初一段经历再度进行了说明，摘要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文明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印媛）

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论者不多，笔者曾参加了2007年“法显纪念馆奠基仪式暨法显学术座谈会”，在会上发表《法显归国后的一段经历》，提出法显曾到庐山、并与慧远、觉贤相聚，以为此乃难得之盛事。在会上有幸得识石门先生，2008年，在青岛新闻网上看到先生质疑的文字，见其证据不多，也就没有回答。最近看到石门先生对原作进行了补充，并明确提出与我商榷，再不回应，有失礼貌，又因看到李辉的相关文章，觉得有必要就此事再作论证。

石门先生提出多条质疑，第一条是“法显登庐山说，史无记载”。石门先生认为此说乃笔者首倡，我是在《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中国哲学史，2000、3）中最早提出此说的，后来又在《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2004年）中补充说明，又在《法显归国后的一段经历》中明确提出，并于《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的时间再探讨》（《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九州出版社2009年）一文中再次强调，另有《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关系探析》（载《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亦涉及这一问题，然而始终应者寥寥。石门先生看重拙作，对此十分感谢。石门先生认为我是根据鎌本“慧远迎法显道人”之文提出此说，实属误会。我在上述著作中多次明确说明，迎法显道人的是慧观，因此“慧远”二字实属衍文。我不是根据这段文字判定法显到过庐山，如果非得说此句和庐山有关，那就是慧观是从庐山“迎法显道人”的，请其离开庐山，入住京师道场寺。

此说并非“史无记载”，最早的史料是谢灵运的《佛影铭》，其中明确提到“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庐山法师，闻风而悦”，“至”则是至于庐山，因为庐山法师慧远三十年不出庐山，两人见面、谈论佛影只能是在庐山。石门先生肯定读过《佛影铭》，也应当知道我是引用谢铭的，对此避而不谈，却说“史无记载”，不知何故。

第二条，“法显‘南下向都’，史载明确”。对于法显南下向都，我并未否定，问题在于是否当年就在京都“就禅师出经律”，当时觉贤在庐山，根本不在京师。对于这一问题我早就做过说明，此不多言。只有否定了我的觉贤义熙十一年（415）始到京师之说，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石门先生遍查慧远及“莲社”成员之作，却偏偏遗漏了谢《铭》，难道是因为谢灵运未入莲社。所谓“佛陀跋陀罗义熙八年离开庐山，义熙九年法显登陆”，均不能成立，因此“三人相会的时间和条件，不存在亦不成立”之结论也就难以成立了。

第三条，“罽宾禅师”和“南国律学道士”。把佛陀耶舍当作“罽宾禅师”，把觉贤作为“南国律学道士”，实是不可思议。石门先生所依据的资料是《莲社高贤传》，汤用彤先生早就指出其“乃妄人杂取旧史、采摭无稽传说而成”。将后世伪作当信史，作为佛教信徒从纯粹的信仰出发似不必深究，但作为学术研究则万万不可。汤先生还指出：“至若佛陀耶舍，《僧传》未言其曾至南方。南北朝记载未言及匡山有耶舍其人。隋智顗与晋王书，始谓远公与耶舍禅师行头陀法，但并不言为佛陀耶舍。且佛陀耶舍乃律师，而非禅师也。”对于汤先生的结论，假如不予认同，就应当进行讨论，表明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前人的观点。对此根本不提，就盲目引用后世之说，这似乎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的态度。

无论是《出三藏记集》还是《高僧传》的传记，都没有佛陀耶舍到过南方的记载，更不要说到达庐山了，相反，二者皆道其后还外国，至罽宾，将《虚空藏经》一部寄与凉州僧人，其后不知所终。由僧肇《长阿含经序》，可知自弘始十二年即义熙六年（410）至十五年（413），佛陀耶舍一直在长安译《四分律》和《长阿含经》，根本没有可能于义熙八年（412）到庐山。究竟是僧肇序文可靠，还是后世的《高贤传》可靠，如果不承认僧肇之作，必须加以论证，决不能置之不理。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凡是说到“禅师”，无一例外都是指觉贤，只有觉贤才是公认的禅师。

谓“南国律学道士”是佛陀跋陀罗，实是新观点。其证据有三，一道觉贤为迦维罗卫国人，“位于雪山以南”，符合慧远的南国标准，不知何以得知慧远的标准是雪山之南，而非北海之南。其二，谓《高僧传》道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此西域道士包括“罽宾禅师”与“南国律学道士”，既然已经证明禅师是佛陀耶舍，则律学道士非觉贤莫属。对此可以说，既然禅师必非佛陀耶舍，其论证自然不能成立。试问有一条证据证明觉贤是律师么？其三，先依题名法显作的明刻本《神僧传》（吴平指出有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刻《说郛》本，为佛图澄的传记，见《编篡〈法显传研究文献集成〉的设想》，载《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350页），又依泽州显庆寺清代碑文“佛图澄弟子法显”之说，以明清的资料论证法显为佛图澄（232－348）的弟子，让人无言以对。据《国学网》之《晋东南古建调查记之三》的《金村显庆寺调查记》，寺内道光二年（实为四年）的碑文中有“显庆寺者，后赵石勒建平二年庚辰，佛图澄弟子法显为勒庆元而建者”的记载，石勒二年庚辰为东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建平二年（331）则是辛卯岁，看来将两种二年混为一谈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法显都应当尚未出生，怎么可能建寺呢？又有网名“崇寿寺”的网友上传了显庆寺相关碑文，其中作于弘治三年（1490）的《重修显庆寺碑铭记》称“考之于石，则创始于石勒之建平癸巳，重修于大定之兴定庚辰”，但未说与法显有何关系，明代碑文皆然，只有作于道光四年（1824）的《金村重修显庆寺记》才和法显扯上关系，显然不足为据。佛图澄卒于永和四年（348），法显生年未定，依照较早的说法也不会早于东晋咸康三年（337），虽然他出家较早，三岁便度为沙弥，但十余岁前一直在家乡平阳，并未到达邺都，以他的资历，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佛图澄的门人。在早期的史料中，根本没有法显为佛图澄门人的说法。依据明清传说将法显定为比他更年长的德高望重的慧远（334－416）的“师叔”，并道称“师叔”法显为“西域道士”或“南国律学道士”，“岂有此理”。除了重复作者的评述，真的不好再说什么了。

第四条，慧远《万佛影铭并序》与谢灵运《佛影铭并序》。看来作者是知道谢《铭》的。认定义熙九年七月十四日法显登陆崂山，本不能成立，所谓慧远制铭未提法显，同样如此，因为慧远所说的“南国律学道士”就是法显，谢《铭》的资料来源也是慧远。

第五条，法显不是“莲社”成员。作者的逻辑是，如果法显上山了，必然入社，既然在十八贤及后来的百余人中没有法显的名字，就足以证明法显未曾上山。汤先生早已指出，无论是十八贤的名字还是后来的一百二十三人，都是后人之说，不足为据，而且刘遗民《发愿文》明明说是于晋元兴元年（402）七月二十八日结社，当时尚在求法路上的法显又怎么有可能入社呢？

第六条，“莲社”中的外国成员。所谓“莲社十八贤”中有二位外国人，即佛陀耶舍与觉贤，此说不必再论了。至于石门先生说我自相矛盾，恐是误会。慧远于义熙八年（412）五月一日立台之时，觉贤确实未至，根据我最新的观点，“觉贤、慧观等在义熙九年（413）四月末便被迫离开长安，南下荆州，在那里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但其意在庐山，故不久便东下，最迟在其年九月三日前到达，在庐山停留岁许，与慧远、法显等共造佛影，并译佛经，于次年初西行，再至荆州。”（《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的时间再探讨》）我还说过，觉贤或在法显之前到山，故慧远首言之。慧远先说罽宾禅师，后说南国律学道士，表明觉贤到山在法显之前，既然法显是“就禅师出经律”，也证明他是先听说觉贤已然到山，故西行相随。因此，我的原意很清楚，慧远此举源自罽宾禅师（觉贤）、南国律学道士（法显）二人到山，没说过只是“源自法显上山”，因此不能得出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结论，请石门先生举证说明我在哪篇文章的原文中明确说了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内容。

总之，上述六条证据均难成立，而且表明作者不习惯于以学术规则和态度讨论学术，因此必然得出不必深究的新奇结论。

石门先生还著有《“法显西行”时间说》，一说法显抵京之时间，认为是在义熙十二年（416），其实这是法显“还都”，即重回京都，法显于义熙九年（413）夏末始到京城，不久西上庐山，在庐山三年多，后为慧观所请，自庐山重回京城，因为慧观在庐山时曾经问过法显游历事迹，故“重”“问游历”，显“复”“具叙始末”。如此解释，与事实情理无违。这三年多的所谓时间空白中，法显根本没在建康，而是在庐山协助觉贤译经并充当慧远的律学顾问。

二是说法显青州登陆之时间是在义熙九年（413），此说主要证据是，法显登陆后住“一冬一夏”，“夏坐讫……是岁甲寅”，故得出“一冬一夏当在413至414年间”。“是岁甲寅”是《佛国记》初稿的完成时间，从“夏坐讫”到最终之间，还经历了南下向都、西到庐山助慧远画佛影、参与觉贤译经、写作《佛国记》等很多事情，将这些事件一笔抹杀，直接把受青州刺史刘道怜供养的“一夏”视为义熙十年甲寅（414）之夏，实有未妥。将自己的误解和曲解作为证据，证明法显于九年登陆，显然不能成立。

其二，先认定慧远《铭》中未提法显，谢《铭》中提及法显，人为设定二者的“差异”，以此“差异”作为“重要的时间参照”，再说“如果法显义熙八年就已回国，此差异便不存在。所以，法显登陆在义熙九年”。此说前已辩明，这个所谓的“差异”完全出于作者的误解，根本就不存在。

其三，道是“青青岛社区－城市档案”论坛“自去年讨论至今，大家倾向于义熙九年说”。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不能靠网络投票和讨论，试问参加这一讨论的有哪些专业学者？这一条根本就不能列为证据。从网络上看，并非所有网友都认同作者的观点，网友“瞩仙境地听涛人”就不认可弘始二年（400）西行说，对“张掖大乱”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体现了很好的学术素养。

作者又补充了两条辨析，试图弥补从九年夏登陆到十二年夏抵达建康长达三年的时间空白的漏洞，引《水经注》和《法苑珠林》说明法显在彭城参与龙华寺的创建并在此地寻找放犬咬为法显到本乡化斋的罗汉的吴苍鹰，证明法显在此地可能停留较长时间，因此在路上费时二年，然从这些故事和传说中无法说明法显在彭城究竟停留多长时间。

三是论证法显长安出行之时间，以为当在弘始二年（400），然作者的真正目的不在论证出行时间，还是为了说明登陆时间，因为法显求法十四年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作者也不想对此否定，假如承认弘始元年（399）年出行，登陆时间就只能是义熙八年（412）了。持弘始二年说的不只作者一人，然作者提供的证据则与众不同。作者认为，“古代纪年是君主年号与干支并用，现在同是公元与干支并用。古人对干支的依赖胜于今人，但君主年号当为古人纪时之先。如同今人回忆过去，时间之第一反应必是公元，其次才是干支。想必法显时代亦然。”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在“诸国纷争”、“漫无定制”的法显时代，对干支特别依赖的古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干支，而非君主纪年，因为干支是固定的，而年号则是经常变化并且同一时期不同政权的年号有别。元年与二年容易出错，而干支是不易出错的，法显是于十几年后于东晋追忆当年后秦之事，印象最深的更应是干支，元年变成二年，传抄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作者提出三条证据，其一，若是八年登陆，义熙十年“南下向都”，岂不被刺史挽留了“二冬二夏”？从《佛国记》中根本看不出“南下向都”发生在义熙十年，十年甲寅是《佛国记》初稿完成的时间，从“南下向都”到十年中间还有“就禅师出经律”和写作《佛国记》两件大事，这都需要时间。“南下向都”发生在义熙九年（413）七月十五日夏后，登陆于八年（412）七月十四日，正好是一冬（八年）一夏（九年）。其二，从法显登陆到慧远撰铭，共一年又四十九天，时间如此之长，谢灵运知之，而慧远却浑然不晓，如何可能？此条其实是重复，浑然不晓的不是慧远，而是作者。谢灵运的信息来源就是慧远，慧远在庐山亲遇法显，怎么可能慧远不知。其三，依网友“瞩仙境地听涛人”所查，义熙八年（412）七月十四日为阳历九月五日，九年此日则为阳历八月二十六日，又有网友“北郭居士”指出太平洋的台风能影响青岛的百分之九十都发生在阳历七八两月，到九月份，就微乎其微了。这一条也算作证据，实是奇怪。试问八月二十六日与九月五日有多大差异，台风只会在八月二十六日刮，到了九月五日就不刮了，这可信吗？即便如此，不还有百分之十的可能在阳历九月刮台风吗？试问网友能证明在义熙九年（413）七月十四日（阳历八月二十六日）之前不久青岛确实刮了台风而上年七月十四日就没刮吗？更为可怪的是，《佛国记》中根本没说登陆之时刮了台风，遇黑风暴雨之时是当年五月十六日后（一月余日），地点应在南海，也不是青岛，自登陆之前十二日也就是在七月中根本没提风暴。如此费力论证青岛何时刮台风岂不是多此一举？

石门先生的两篇文章，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于义熙十二年（416）法显还都理解有误，不知道这是第二次到建康（初次在九年，且停留时间很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推论，将出发及登陆时间都拖后了一年。在研究态度及方法上，非专业学者往往会有不同常规的作法，如不考察资料的真伪先后就盲目引用，容易以偏概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