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入道哲学 图书馆阅读成为一生的习惯

2011年09月16日 14:57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方立天教授出生于浙东山村，幼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但由于日寇的侵略，小学时断时续。1946年春入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年毕业。1950年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当年留校工作，从事马列理论课的教学和行政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大学。呼应时代的感召，方教授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决定放弃工作，献身学术。他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启了他卓有所成的学术生涯。 

从1956年入北京大学，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可以说是方立天教授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从1956年到1961年，方教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郑昕、洪谦、任华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使方立天教授得到一流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很高的学术标准，养成了良好的学风。他曾经担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对冯先生的学术精神有特别的感受，他后来写道：“先生深入浅出的讲授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使我们受益匪浅；他幽默的讲课风格，至今仍历历在目。”

或许与这一段经历有关，方教授在特别喜爱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之间，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学习的重点。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方教授在北京大学的5年实际上课的时间不过一半儿。期间，方教授不仅学习了哲学系课程，还到历史系听了近两年的中国通史课，又自学了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教程。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方教授还养成了另一个影响终生的习惯，这就是泡图书馆。他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文史阅览室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典籍。在他工作以后，仍然保持了这一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书馆，成为人民大学的一道风景和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佳话。 

1961年，方立天教授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确立工作方向的时候，他进一步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重点。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方立天教授的工作于是不可分割地与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1962年，为了对佛教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方立天教授申请到位于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进修了8个月。著名佛教学者、副院长周叔迦先生亲自为他开列了书单，并嘱咐其每周汇报。方立天教授在这里受教于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法师，以及周叔迦、虞愚等一流佛教学者。这一殊胜因缘，使方教授在佛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得到纯正的指导，不仅使其对佛教的基本历史和义理有了准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佛教文化的精神形成了客观而符合实际的理解，这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同时，佛学院的寺庙生活，也让方教授对佛教徒的修持实践有了直接的感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方教授能有这样一段学术历练，堪称因缘殊胜。 

经过一系列学术准备，方立天教授开始发表科研成果。1964年，他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第8-9期发表《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次年又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第8期发表《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刊物，相当于“文革”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则一直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杂志。从这一角度看，方立天教授的学术起点是很高的。他的切入点也十分精彩：结合自己的学习，抓住中国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从哲学视角做个案剖析，资料扎实而角度新颖，且能深入把握。当时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或局限于教内的以经解经，或流俗于简单化的批判，方立天教授这几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其《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国内张岱年、任继愈等学术前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也认可了这位学术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