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道：评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2011年09月16日 17:24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宋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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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立道（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佛教的哲学首先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所关心的第一位问题是“什么是真实”或者“什么是实在”，其所以如此，因为它更关心的是“如何契合这个实在”。就宗教而言，前者关系到“什么是宗教的真实论或实在论”的问题，后者则是“如何是宗教的解脱论或者修行论”的问题。解脱是目的，修行则是手段。在为求解脱而付诸修行之先的是对于宗教目标的认识，认清方向才能修道。因此，宗教如果有哲学，是为了宗教的修行实践。在此意义上，宗教思想先天地就是服务于实践的。实践性是宗教哲学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佛教哲学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理性哲学有所不同的地方。方立天先生的新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撰写结构首先考虑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思想界所受到的西学东渐的影响。方先生自己也是受过西方哲学教学方法训练的学者，为今天中国的读者考虑，自然会借用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建构其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笔者揣测，这是该书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几个大纲目作出发点，以此设立全书的研究叙述范围的初衷。

方立天先生在国内是老一辈的佛学家，他在诸种思潮蜂起的今天，仍然诚笃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实实在在地运用这一思想，认真地整理中国佛教的思想发展脉络。相对而言，在佛学研究领域中，这还是很艰深的一个部分。方先生具有极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首先可见于通贯全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哲学观察的视角。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作者所抓住了的正是佛教哲学所关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把它们当做一种实践，当然只是宗教徒的实践；此外，显而易见，作者还看到了这种实践的另一层意义，即：任何思想都不会只是人们头脑当中的纯粹观念意识，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它首先反映为中国与印度两国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不同背景。由此，也才有了中国和尚、义学僧人对于印度思想的损益取舍与发展创造。

作者始终重视的是，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的一方面。这点可见于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对于禅宗及天台宗等哲学具有极大主体性的评价，也见于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指出的佛教哲学心性论对于主观能动原则的发挥。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对于佛教哲学这一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透露出来的能动性的重视。当然，方先生在强调佛教哲学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同时，绝没有忽视客观性这一面，也即是将宗教哲学看做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的头脑中的自由的纯粹产物”。

该书的基本结构可由纵横两个坐标来看，横的方面是它的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认识论（人生论、价值论）、实践论（修养论）等哲学的或宗教哲学的理论纲目；纵的方面则是作者的历史考察，始于印度的文明史开端，以佛教出现后的历史为重点线索，从佛陀在世时的2500年前一贯而下，直到真正的中国特色的佛教产生，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体系的诞生与建立，从这个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勾勒出佛教哲学从西往东的广阔历史发展空间。该书名虽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但它已经是中国佛教思想、中国哲学的历史构架。眼前的这部中国佛学著作，除了在规模上远胜于以往的佛学思想专著外，更以其客观而科学的眼光及评价标准而引人注目。

所谓客观，意味着作者立足于文化的发展本身，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必然性、积极性充分地加以肯定。因为作者不是宗教徒，因此眼光始终是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没有丝毫的盲目和迷狂。与此同时，作者对于千百年来的宗派学说的发展，对于那些虔心地为出离生死之惑、满怀热情而进行精神创造的佛教学者（包括义学僧人和世俗知识分子）充满应有的敬意，耐心地、细心地梳理他们的学说主张，探求每一个佛学概念范畴的历史与现实内涵。所谓科学，指作者凭着对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熟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考察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服务作用，由此而在一个泛文化的广大空间内看待印度的和中国的思想创造，思考佛教对中国思想的深刻与丰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佛教的哲学”是一个非常后起的概念，但佛教的思维无疑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进入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结果，其初衷当然是为了挣脱和解决人类千百年为之不满、为之困惑的那种不自由的现实状况。从这个背景上看待佛教和它的思想观念，形而上的玄想也就成为了人类因为追求自由解放而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积极行动。这也正是宗教的以及宗教情绪的文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根据所在。该书勾勒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其背景是描述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精神生活内容，这里佛学与哲学是相互渗透的。正因为如此，在冷峻而细腻地描述这个哲学大厦的同时，我们看见了作者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华的肯定以及一份期待先进文化产生的热情。中国文化在21世纪甚至更远的将来会呈现如何的景象，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方面有什么样的贡献，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清理现有的家当，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这当中也包括了如何处理传统中的儒释道三种文化成分的工作，怎样看待中国佛教在过去两千年间的思想创造与宝贵结晶。只有通过认真踏实的一点一滴推进的研究，才能恰如其分地总结传统的包括佛教的遗产。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就是这一方面的重大成果。

同以往国内涉及佛教哲学的著作相比较，方先生的论著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论著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理论探讨的广泛与全面。论著研究的对象已经包括了所有中国佛教派别，但由于它是佛学观念的发展研究，讨论的是每一基本哲学范畴在佛教哲学大厦中的位置与相互联系，所以它不是一个个宗派的个别思想的再现，而是一个宗教的整体思想的凸现。正是在这里，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佛教哲学体系的深刻领会、对名相概念及其各家说法的精到把握与娴熟传达的能力。

思想观念发展史是中国佛学研究要处理的本来含义。与国内其他佛学研究著作相比较，作者显然更重视对概念发展史的考察，亦即始终注意观察每一基本范畴内涵的历史变化，并将它们放到佛教的宗派发展史上，放到具体的思想交涉、冲突、批驳、比较中。例如作者在研究禅宗心性论、修养论时，其对禅宗个性的理解和把握就是这种方法的集中体现。作者抓住了禅学思想的总相与别相（一般与个别）这两个方面，全面地、充分地、尽量如实地再现禅学思想史本来的发展轨迹。读者可以看到禅宗的一般思想特征，更可以看到同样的观念与命题在不同禅师那里的往往迥异的含义区别。

以作者对于禅的自心、本心、自本心的研究为例。方先生用通俗的语言将慧能所执的人心的染净对立统一关系反复加以介绍。他所抓住的是宗教解脱的本源依据，所有的论述都是放到这么一个宗教目的和出发点上去介绍的。方先生在自性的范畴上发掘了五种本体性质（清净性、智慧性、真如性、空寂性与含藏性）和四种功能（功用）性质（含容、观照、思量自化、生三身佛）。这样的总结是在《坛经》的具体文字背景上完成的。而在共相方面，他的研究概括又与之前的楞伽师传统、曹溪之后的洪州菏泽传统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从这种既有历史考察又有内在思想追寻的方法上，作者总结说：慧能的自性有本体的、先验性善的含义。方先生认为慧能的这种思想体现了“大写的人”的精神。这里的用意是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是对中国化的宗教精神的一种赞叹。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文风平易，观念表达清楚明白。治佛学的人都知道佛教的名言从来以繁琐闻名，其意义随经典与宗派而多有游移，难以确定其内涵，自然也就难以用现代语言精确地传述。但该书严格遵循了学术著作的规范要求，作者每有引文，均会加以朴实的逐字逐句的解说，其解说又都能够化繁为简，转深奥为平易，但却不失原旨。其立论引述承上启下，完全是有理有据。为该书写作，作者倾十余年的功夫，深入原典，广泛地批判吸收他人学术成果，洞幽发微，思考总结，对于佛教义学体系早已成竹在胸，故其发言立论，往往举重若轻，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屋建瓴、总览全局的大家气度。记得作者在一篇谈他治学经历的文章中说过，他自己进入佛学研究领域，在成为行家里手之前的那一段艰苦甚至痛苦的个人体验。一个观念、一个命题，甚至经典上的一言一语，往往思考多日而不得门出，一旦豁然了悟，方有如释重负的感受。作者写作该书时，显然在心中也时时不忘读者可能会产生的困惑。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真正体现了哲学史是概念发展史这一精当的命题。佛教哲学著作所以难写，就因为其观念发展史难以厘清。但作者在每一编的开头部分，都有专门的章节文字讨论概念发展。如其在心性论中的第十章就专门有一个关于心与性的范畴网络的研究，讨论了心性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中印民族中共同的和独特的衍生关系，从观念的逻辑发展史入手分析宗教思想的历史进向。这是非常机智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由于作者抓住了概念发展史的内在联系，佛教的哲学就不再只是一大堆名相概念的堆砌，而是一棵系统的根深叶茂的思想大树。

哲学的概念除了在时间发展上有先后的关系外，概念与概念之间还有一个横向的网络关系。佛教哲学所以难懂就在于其名言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点如果不放到具体的上下文中或者历史背景中去看待思索，只会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无论如何也难以在自己的心中了然的。方先生的佛学概念研究正好是追本溯源，一一整理了重要观念的前后左右的可能关系。例如其对于“性”与“界”等的研究就是如此，只有当“性”、“界”的含义同种子、因、书性等发生关系时，其丰富性和具体性才能得到充分揭示和认知。对于读者，通过思考本书中佛教思想史发展的背景，再具体联系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思想争论，从作者所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修养（修行）论的体系引申，完全能够提纲挈领地掌握中国佛教哲学的大端。笔者在读到该书的心性论时，从其论述如来藏向佛性本身的发展，看到了佛性思想及相关内涵意义的不断深化过程；又如，作者对于天台宗的!性具善恶。的宗派教说，以不到七千字的篇幅就清楚地交代了这一思想的逻辑结构，抓住天台宗所特具的辩证对立（相即相入）的思想原则，连贯地讨论了性之善恶、佛性中道以及无情有性等说法，层层剖析，直到究里。天台宗的认识诀窍在于从对立面去把握对象，并克服自身的迷误，其实这也是佛教哲学的精义所在。作者通过对天台思想的叙述，引入了宋代以后天台山家山外两支的争端，把“理毒性毒”的争论放到这样一个思想原则和历史背景下，从“敌对种”一个基本观念上寻求解答。方先生这里对天台哲学的叙述，正是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去把握性具善恶，实际再现了天台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不熟悉佛教哲学的人来说，是真正大有教益的。

该书的第四个特点是研究过程中坚持的文化比较立场。作者始终注意了中印文化差异和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作者坚持，一个思想体系，包括一个外来的宗教，只有本地化才能被接纳吸收，才能获得立足与发展的机会；只有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宗教体系。方立天先生在该书的行文中，多处表现了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敏锐观察。例如其论述了印度的关于神识的思想如何有选择地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成为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的主流观念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佛性的观念。

统观全书，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感受到以下几点：第一，作者的基本功扎实，极其熟悉中国哲学与佛学的思想史料，对于其中的一些典籍与分期时段有深入而精到的研究。如对《弘明集》、《大乘大义章》等的研究，对于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三论宗等的研究，都可以说明这点。

第二，作者知识广博，其所研究的对象涵盖了从古代印度到中国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派别。作者在佛教宇宙论中对于明代僧人仁潮的思想的研究足以证明这点。

第三，作者的学风极其踏实。这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凡有立说，必有证据，绝不凭空兴论。其二，作者的遣词造句平易、清楚、明白，从来不说一句故弄玄虚的话。其三，作者采用的是比较研究哲学概念的方法。这种方法绝不只是要求从历史的前后顺序去叙述思想，更要求对于各家学说、对于每一概念范畴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都有清楚的认识，而这点是需要以深厚的学养为前提的。最后，作者的文风极端朴实，朴实到有时令笔者要为之抱屈的地步。笔者想，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方先生的论著不是趋时之作，没有时下某些流行“思想史家们”透出的那种恶习。相比较而言，该书作者的思想是深刻的，语言平实如话，决不虚张声势，表现了一个佛学思想史家的文风和气质。该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材料翔实、条疏细密、探究深入、分析准确、体系周博。

因此，该书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佛教哲学巨著，是中国佛学研究中近十余年来极重要的一部著作。考虑到作者写作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间，无愧于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部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