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方立天

2011年09月16日 15:59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郑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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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省永康县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杂志》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外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他自幼划苦好学，北大毕业后到人大哲学系工作，除了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外，还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研究重点，这段哲学史的特点是有佛教和道教的内容。这样， 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两个专业也就成了他的治学方向和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三十年以来，他相继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佛典选读、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佛教概论、佛教哲学、佛教与中国文化等课程。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既注重概念分析，严密论证，又深入浅出，幽默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

他的研究范国主要是：（一）中国佛教思想。包括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标点、校释、今译，佛教哲学的宏观研究和佛教文化的探索。

（二）中国哲学智慧的阐发，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弘扬。在研究中，他注意从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沸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去揭示佛教思想家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评价它们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又通过研究佛教思想家的典型思想，凸现出当时的佛教思潮和整个佛教的思想发展脉络。他的早期佛教论文发表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上，其中《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被译成英文，载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Chir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此后，在中国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慧远及其佛学》、《佛教哲学》、《法藏》、《中国佛教思想研究》。

他非常重视佛教思想的现代化研究，认为善于运用正确方法是佛教思想现代化研究成功的保证。

在研究中，他力求运用现代语言，解说佛教思想，注意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的评述方法，并高度重视佛教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佛教哲学》，独具匠心，按人生价值论、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展开系统论&述， 揭八了艰深玄奥的佛教哲学思想。该书被认为“从一个侧面代表了国内80年代佛学研究的水平”（1987年第3期《中国图书评论》书评），获中国图书荣誉奖。

在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 他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和儿位师友就中国佛教的重要

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标点， 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共四卷，已出了三卷9册。他自己还撰写《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前书除了标点、校勘、注释之外，还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评述》，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比较深入地解剖了《华严金师子章》的思辨逻辑和理论实质。该书出版后， 已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亲撰书评，充分肯定了该书的整理方法和校释成果。（《读书》1984年第9期）李一氓还在《古籍整理的几个问题》（载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中，以该书为整理古籍的成功范例之一。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均来函充分肯定此书。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汇合，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尤其是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联系起来，进而研究两者的碰撞、冲突、涵化，从而清理历史的积淀，解剖民族的灵魂，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他在研究此课题后，推出了力作《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该书着重从政治、伦理、哲学、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角度，揭示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佛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格。书中提出佛教三要素说、佛教社会功能多重性质说、佛教在文学艺术上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说以及中国佛教三大特点等新观点。该书的出版，又一次引起了反响，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反思进人一个新的层次。”（1988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书评）“作者对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很有深度的见解。为佛教研究开出一条科学化的新路。”（1988年第5 期《哲学研究》书评）

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蕴藏着精湛的智慧，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哲学类型。方先生参加了《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和《中国哲学通史》的编撰工作，并且与张岱年先生合编了《中华的智慧》一书。此外，他还独自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分十二个哲学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演进，作博中见约、由约显博的理论提炼和史料梳理的创新工作。全书对于先秦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的学说，提要钩玄，作了充分评述；对于两汉至明清的哲学，除了论述儒家思想外，对于魏晋玄学和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也都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在写作体裁上，由于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因此较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使中国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得以昭然彰显，哲学范畴的创立、分化、融合的轨迹得以厘然莹澈。本书出版后, 《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人民日报》（1991年2月13日）相继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思路独创、体例新颖”，表现“作者重构中国哲学的思路的开拓性”。在取材和论证方面，“较之别的哲学史著作大为前进了一步”。日本对该书的出版也作了报导。于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握自我，勤奋耕耘，开拓创新，著作甚丰；有学术专著10部，合编书约20部，论文上百篇。其中有些著作，被学术界认为“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令人瞩目。他的研究成果也赢得了国际学者的赞誉。

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治学原则。他主张一个人应当“立身有道，学有专长。”他说：“立志治学，目的是为了求真。”为了求真，就必须把握“观察的客观性” ；必须深入考察研究对象，了解文献原意，力求心知其意，切忌望文生义。他还强调“业精于勤，惟有勤于开拓，才能逐步攀登高峰”，“ 治学的根本原则，实以勤奋为要”。

他目前精力充沛, 近期着力于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宗派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等研究。他说：“努力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的崇高事业和光荣职责。我愿不断以‘双耕’（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果实献给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这乃是他的人生价值和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