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继诚：研几入微 体大思精

2011年09月16日 15:5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戴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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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继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2002级博士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方立天先生的大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以下简称《要义》），该书是方先生几十年佛学研究的结晶，是当代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五编，三十二章，近百万字。集中探讨了中国佛教哲学儿乎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细腻的剖析既有纵向的中国佛教发展脉络的准确勘定， 又有横向的宗派与宗派些许差别的细微捕捉。全书结构谨严，布局精当，思路清晰流畅，史料翔实丰富，充分展示方先生严谨的治学理念，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驾驭材料、组织文章的功力。

《要义》上卷共分三编，第一编《总论》，第二编《人生论》，第三编《心性论》。在《总论》部分，方先生阐明了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根源、历史演变和思想体系。在谈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时，方先生认为中国佛教哲学有三大思想元素构成其庞大的体系，即“人生论哲学”、“宇宙论哲学”、“实践论哲学”。全书即以三大因素为核心逐层展开。

“人生论”部分，方先生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观和佛性论”，最后述及净土思想的类别和转型。

关于因果报应论，方先生认为，佛教因果论作为一种宗教学说，把众生生命的自然律与行善去恶的道德律结合起来，并使广大信徒所接受，从而填补了儒道两大思想体系在这方面的不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而神不灭论是因果报应论理论深化的必然结果，围绕着神灭与不灭的争论，南朝佛教内与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这场论争，一方面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隋唐佛教哲学转向心性论探讨做好了准备。涅槃、佛、净土思想是佛教人生理想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先生以深刻的洞察力对这些范畴的发展沿革进行了严密的分析。

在对佛教的核心概念“佛”的涵义的分析时，方先生说：“ 中国佛教学者十分重视对佛的涵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汉魏时，着重以儒道有关观念与‘佛’进行比附；南北朝隋唐时代，又回归于以佛教原典论述来平实地表示佛的涵义；唐中叶以来，禅宗日益以自我心性去沟通、缩小众生与佛的界限与距离，‘即心是佛’成为禅门的共识，众生主体本性清净实质上等同于佛的说法也在禅门中渐渐定型。中国佛教对佛的涵义的转换与拓展，鲜明地表现出佛教中国化的色彩。”

第三编“心性论”是“人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内容重要，阐述较多，（14章，约占全书2/5的篇幅）所以单独成编。方先生认为，“中国佛教哲学著作中阐发最多、最集中的课题是心性论，心性论成为中国佛教人生哲学的重心。”“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的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方先生首先从印度佛教心性论谈起，然后依次阐述了“南北朝佛教三大心性论思潮”，“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华严宗的自性清净圆明说”，“三论、唯识和密诸宗的心性论”，从第15-20章则全面阐发了禅宗各家的心性论。本编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方先生以细腻的笔调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精当的剖析、比较，尤其是禅宗部分，洞见迭出， 让人叹为观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流于史料整理，缺乏哲理上的阐发与剖析。方先生浸淫佛学研究几十年，于各宗各派的思想均能融会贯通，对禅宗精髓的把握更是入木三分。举例来说，方先生界定禅宗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然后以此为背景，详细剖析了《坛论》的“性净自悟说”，荷泽宗的“灵知心体说”，石头宗的“灵源皎洁说”，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说”，临济宗的“一念心清净与无事是贵人说”。为使读者弄清楚其间的差别，方先生又不厌其烦地对每宗的特征条分缕析，务使其面目清晰可辨。比如在阐述《坛经》的“性净自悟说”时，方先生对“心”、“自心”、“本心”、“自本心”、“性”、“自性”、“自本性”等观念进行了严密的疏证。这些概念的界定在一般人看来或许会觉得繁琐，但正是这些概念间的细微差别造成思想史的深刻变革，辨析的意义绝不能低估。

第三编的21章和22章，先生从横的方面展开，分别就佛家与儒家的心性论思想，佛家与道家的心性论思想进行了比较。儒释道三家思想是支配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主流，三者关系也一直是古往今来思想探讨的重要话题。历史上，也曾有过儒释道各以自己的立场扬己排它，争论不休。方先生则蹊径独辟，“互动”一词的运用就显出方先生的宽阔视野。方先生认为，三者互动，尤其是心性思想的互动一直是三家思想前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要义》下卷共分两编，第四编讲宇宙论，第五编谈实践论。

关于佛教宇宙论，方先生曾在早前的《佛教哲学》一书中作过详细阐发，本书重点放在中国佛教哲学的宇宙观上。方先生从三个方面，即“中国佛教哲学的宇宙结构论”（23章）、“中国佛教哲学的现象论”、“中国佛教哲学本体论”逐层阐述。“宇宙图示论”、“宇宙时间观”发前人所未发，为佛教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可贵的探索。“现象论”和“本性论”是佛教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哲学关于现象和本体的理论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最深，所以这两方面先生多结合中国儒道哲学来谈。“本体” 与“现象”即所谓的“体用”关系，一般的思想史著作均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这样虽避免了割裂之嫌，但往往顾此失彼，眉目不清。方先生则大胆将二者分开讨论，既使读者获得清晰明了的印象，如，圆融无洽，不给人以分裂之感。由于分开处理，每一观点都清楚明白，套用一句禅宗褐语，庶几可形容读罢这段论述的感觉！“云在青天水在瓶。”

第五编“实践论”是本书的最后部分。方先生认为，“人生论和实践论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部分，而二者相较，人生论又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基础部分，实践论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创造性的部分”。“实践论”部分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为纲，从伦理实践、禅法修持、智慧修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探讨和分析了伦理道德实践的方式与方法，直觉思维的内容与特点，淦释与体悟，理性与信仰，体验与知解等关系，以及真理的层次性与实践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问题。

从哲学理论的思维层面来考察，佛教的戒学实践主要是伦理学问题，它涉及佛教伦理的目标与理想，伦理的理论机制与哲学基础， 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以及伦理的宗教功能和社会作用等诸多问题，方先生从“中国佛教伦理基础”、“伦理的准则与德目”、“中国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然后峰回路转，以“中国佛教伦理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结束本章，启人深思。

“禅修论”是佛教禅定实践的哲学思索，从佛教的目标看，禅定是为了达到对佛教真理的证悟。“禅”最初在印度只是帮助修行者入定修行的一种特定辅助手段，而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国情，最后竟发展到以它命名的宗派的成立，且这个宗派绵延久远， 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思想等方面。这种情况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困惑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佛教史的人们的重要难题。方先生详细梳理了禅宗形成之前禅学发展变化沿革的历程，然后横向展开，以禅宗为个案，就禅宗史上著名的南顿北渐之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析。在一般研究者看来，慧能主顿悟，神秀主渐悟，史有定论，似乎已无再研究的必要。但方先生往往能在山穷水尽之处，洞见玄机。方先生强调虽然慧能主顿、神秀主渐，但慧能在渐修的基本原则上与神秀实无不同。倒是慧能南宗禅（尤其是洪州和石头两家），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渐渐的与慧能的渐修顿悟拉开了距离，转为提倡无修顿悟。

研究禅宗的另一难题是，“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分野如何勘定，方先生在充分理解古代禅师的有关用语和思想主旨的基础上，融汇古今，认为“从菩提达摩至弘忍是如来禅，从慧能至禅宗五家形成前是如来禅向祖师禅的过渡形态，五家的形成，表示着禅宗进入了祖师禅的历史阶段。”

禅修论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这是许多读者比较陌生的概念。方先生以平实的语言，一一揭示其发展变革及实质内容。读这段文字，仿佛品味一杯陈年美酒，余味深长。

“直觉论”、“语言观”、“真理论”是本书的最后三章。

“佛教的主旨是教化众生超越生死轮回，得解脱，成就佛果。与这种价值追求相适应，佛教采用的一种重要修持方式就是直觉。”直觉是现代术语，佛教哲学中与之意义相近的概念有“观”、“照”、“证”、“悟”等。这些范畴专业性强，内涵丰富，对把握佛教哲学认识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方先生以洗练的语言详细厘清其涵义，然后又由微观而转向宏观，逐次叙述中国佛教直觉思维的演变及其特点。

按直觉论的要求，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是排斥语言的，它认为语言在表达最高真理方面是有缺陷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但弘法传教实质上又离不开语言，所以如方先生说：“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运用语言而派拒语言，这就是佛教语言观的基本模式。”让人称道的是方先生在语及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时，用了两个非常恰当的标题，把禅宗语言观的精髓和盘托出：一、重在不执文字的“不立文字”说；二、不立文字原则下的“不离文字”说。

“真理观”放在本书最后部分，方先生也许另有其他玄机，对此我们不敢妄测，但把佛教真理观作为全书的高潮实在是恰当不过了。佛教真理是佛教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与世俗真理不同，“偏重与对人生的本质、本性、意义、价值、命运、法则、理想、实践的探求，其真理是与人生的解脱直接相联系，这就决定了佛教真理与宗教实践、心性修炼、人生体验是不可分开的—佛教真理就是宗教体验的内容”。佛教真理是佛教哲学的命脉所在，总的来看，这部分内容中土僧人在义理的发挥和拓展方面态度谨慎，基本上围绕着“缘起性空”、“般若论”、“二谛观”等方面进一步条理化、层次化。这种经典解读的方式有点类似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显得比较繁琐，许多学者对此颇多反感，不愿在这方面深入研究。方先生却认为“中国佛教哲学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内容，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页）。所以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真理观”部分，在综述印度佛教真理观之后，就中国佛教真理观上起基础作用的三个高僧—鸿摩罗什，僧肇，竺道生的思想进行了剖析，接下来的四个章节详细阐述了中国佛教真理观的四个代表性流派，即“成实论师系”，“三论师系”，“天台宗”，“唯识宗”的真理观。其中方先生倾力最多的是，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和以智领为代表的天台宗的真理观。在评述智领真理观的圆融三谛时，方先生认为它是“佛教真理观的里程碑似的飞跃”，“ 三分法的阐扬是佛教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智领把真理与佛性、心等同起来，是强调真理就在佛性中，就在心中，强调佛性就具有真理，心就具有真理，这就冲淡了以空性为真理内涵的传统观念，并把对真理的追求、对佛法的修持，转到佛性显现、心性修养的轨道上来。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颁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做的重大努力和创造性贡献。”

总之，《要义》内容精深，结构谨严，可谓相得益彰，尽善尽美，堪称方先生一生学术思想之大成，实为近年中国哲学研究之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