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承军：基督教创造观在当代的生态价值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郑承军（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印媛）

编者按：各种宗教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在人类心灵最深处留下真实而深刻的回响，当人类走到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保守住心灵最纯真的记忆成了我们共同的思考。各宗教的共同繁荣与相互交流，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心灵回归的途径。2013年5月18日至19日，第四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在重庆西南大学和重庆佛学院召开，主办方试图搭建一个佛教与基督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对话平台，在寻求教理与教义的真实的同时，共同探索一条各宗教普世之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郑承军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创造、保管与发展——基督教创造观在当代的生态价值》，文章摘要如下：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creation）了世界，也护佑（providence）了世界，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但创造世界，而且还主持公义，实行神圣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计划，既是创世主又是救世主。换言之，创造就意味着护佑、创世就意味着救世，世界的整个过程都在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创造、庇佑和福泽中。

在基督教的创造观里，基督教十分重视生态价值。《创世记》中有许多核心思想，其中1：28和2：15的两段话在当今世界中引起额外的关注和重视。“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1：28)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下划横线在以往的理解中，多有“支配”之意，当代许多基督教研究学者主张重新翻译和阐释《圣经》时，应将“支配”改为“保管”。

基督教学者认为：“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事物与事物间处于确定的关系中，具有一个等级的系列。精神的东西高于物质的东西，粗糙的物质处于最低等级，植物和动物在其上，具有心灵的人在地上居首要地位。低等级的东西为高等级的东西所用，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种行动的活物都是为施福于人所造和受人保管的。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和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对它们拥有所有权的是上帝而不是人。上帝没有让人浪费自然资源和灭绝稀有的动物和植物，而是让人保管好这些财富。当然这一点是随着人的环保意识的觉醒在当代才受到重视的，人不被理解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保管者。”

这便是基督教创造观在当代的生态价值，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和和谐世界都很有意义。

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西方学术界掀起了对生态价值研究和讨论的热潮。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寂静的春天》、《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出版，人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种环保组织建立，环保运动兴起，并逐步由地域性走向全球化，以应对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绿化”，纷纷从哲学层面和生态视角阐述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发展观等，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反思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寻求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代表作包括克莱夫•庞庭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奥尔多•利奥波德著《沙乡年鉴》；亨利•梭罗著《瓦尔登湖》；尤金•哈格罗夫著《环境伦理学基础》；戴斯•贾丁斯著《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哲学走向荒野》；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著《欧洲执政绿党》；安德鲁•多布森著《绿色政治思想》；彼得•s•温茨著《环境正义论》；施密特著《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贝拉米•福斯特著《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岩佐茂著《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戴维•佩伯著《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国学者也在生态价值研究中紧紧跟随，比如曾文婷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刘仁胜著《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王雨辰著《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等。

这些理论探索和呼吁，促成了联合国旗帜下的“21世纪议程”、“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问题普遍性的热切关注中，一些学者的理论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其代表人物奥康纳认为“资本是不可能保护事物的”；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遵照“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从而不可避免地与自然界发生冲突。佩珀认为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批判，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生态危机就不可能真正消除。他把真正消除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克服阶级社会的疏离，与自身、与其他人，与精神的、艺术的以及自然的疏离。”

美国著名生态政治学家丹尼尔•A•科尔曼指出的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者论点：我们的社会对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并不在普通的消费者身上，而是在商品的制造商和赢利者身上，或者在提供制度安排的政府身上，在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家谋利动机和行为进行过生态政治学分析。在他们看来，资本家会把整个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都作为自己片面的、疯狂的发财欲得以满足的手段，而这正是人与自然不再和谐、人自身的活动造成巨大的自然灾难的根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秘密。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其内涵是说“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当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当我们的家园、环境在市场利益驱动无休止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破坏下，“看不见的手”被蒙蔽了双眼，此时此刻，“内心那个人”必须义无返顾、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被唤醒良知的“内心那个人”越来越多，其中，宗教界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基督教文明指引下的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基本理念主要有：（1）生态整体观：倾向于将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看作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整体，人是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2）内在价值论：肯定自然以及其它生命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3）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批判反思；（4）改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无独有偶，佛教在生态价值上的追求与基督教出现惊人的相似，佛教的整体观、无我论、生命观、内在价值论、慈悲观、净土观，素食、戒杀、放生，节俭惜福、节制欲望等佛教实践活动以及佛教建筑的环保特征，植树造林等环保行为，和基督教的生态价值追寻也很呼应，并且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观照、相互融通。

世界的创造需要发展，但不是破坏式的发展，而是保管式的护佑。这就是基督教创造观在当代的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