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东晋慧远的沙门观

何无忌对慧远大师的《沙门袒服论》的解释并不信服，又写了一篇《难袒服论》。主要思想是两点，一是认为礼俗之设，乃在时而用，并无绝对的左右之顺逆之分。二是老子以凶事处右，吉事尚左，而沙门右袒，恰恰不合中土风俗。为此，慧远再作《答何镇南难袒服论》一文，主要从以下两点做出了回应：第一，“常以为道训之与名教，释迦之与周、孔，发致虽殊，而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二者“自迹而寻，犹大同于兼爱”，殊途同归，并无优劣之分。既然无优劣之别，两种服饰又有什么不同呢？第二，世俗礼教与沙门律制不同，世俗之人“咸悦生而惧死，好进而恶退，是故先王即顺民性，抚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异位。由是吉事尚左，进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毁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顺以通教，感于事变，怀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贵者，不过生存。”沙门则不一样，“后身退己，而不嫌卑。时来非我，而不辞辱。卑以自牧谓之谦，居众人之所恶谓之顺。谦顺不失其本，则日损之功易积，出要之路可游。是故遁世遗荣，反俗而动。” 再次申明出家人“不顺化以求宗”的理念。出家者本身并不为随顺世情，所以坚持反俗而动。

何无忌的责难其实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顺世应俗的问题。沙门袒服不合中土礼制，如何修正以更适应民俗风情。而慧远首先寻找佛教律制在中国礼法中的根据，同时也更强调沙门袒服的必要性，以及方外之宾的存世价值。沙门服法不仅是世俗人争辩的一个话题，也是历代律师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4．沙门不敬王者。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当时总揽政权的桓玄，在沙汰沙门之后，又下令全国的僧侣必须要向王者敬礼。这道命令引起慧远的反对，致书给桓玄，宣称沙门乃方外之宾，不应该向君主礼拜，这就是史上闻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其实，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在之前已有讨论。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当时车骑将军庾冰就凭为年幼的成帝辅政而矫诏下令沙门礼敬王者，引起尚书令何充等人反对而作罢。《弘明集》记载：“晋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不应敬。”　何充等人明确提出：“五戒之禁，实助王化。”　后来何充等人专门上书进行申辩：“直以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今沙门之慎戒，专专然及为其礼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笃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礼敬哉。每见烧香咒愿，必先国家，欲福祐之隆情无极已，奉上崇顺，出于自然礼仪之简，盖是专一守法。是以先圣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臣等慺慺以为不令致拜，于法无亏，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　

桓玄在沙汰沙门后，转而注意当年庾冰要求僧人礼敬王者的主张。他先与八座桓谦等人讨论沙门礼敬问题，又与中书令王谧进行了三难三答的书信往来，最后直接与慧远进行讨论。慧远将这些辩论整理而为《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针对桓玄提出的“教化应以礼敬为本”、“受王德惠礼应敬拜”观点，慧远作了说明。首先主张出家乃方外之宾，变俗以达其道。“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形乎变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 出家者就是超凡脱俗之方外人，与世俗之境界与作为就会有所不同。表现在外在上的就是服章不与世俗同，礼仪不与世俗同，方能体现出离之气象。其次，出家并不违背忠孝原则。“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主张自度度人，自立立他。所以沙门虽然表面看是成就一己之事业，其实可以惠及六亲，泽被天下。沙门虽然未处王侯之位，但同样以自己的修行有助于王化，恩泽于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忠孝皆可圆满。第三，“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论云：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义存于此，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慧远认为在资生利益方面，可能沙门不如王侯之功，但在消苦解惑的解脱事业上，却有无可替代的功能。所以出家者可以通过教化民众、和谐人群，同样能够增益民生福祉。

慧远认为在家教徒应遵循礼法名教，敬君奉亲。出家修行的沙门则有所不同，应高尚其事，遁世以求其志。从而能够化导世俗，“协契皇极，在宥生民”。佛法与名教根本宗旨是相通的，“释迦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影响，殊途而同归。慧远这一思路不仅提供了如何处理王法与佛法的关系的途径，且奠定了中国佛教界调和三教的理论基础。

5．严谨持戒。慧远一生持戒甚严，律风清凉。僧传记载：“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曾有沙门持竹如意欲以奉献。入山信宿竟不敢陈。窃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义法师。强正少惮将欲造山谓远弟子慧宝曰。诸君庸才望风推服。今试观我如何。至山值远讲法华。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出谓慧宝曰。此公定可讶。其伏物盖众如此。” 没有崇高的品德是无法做到不威而重、不令而行的。“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 能把谢灵运这样的不羁之士征服，可见其德行。所以慧远建立的庐山僧团成为学佛者众望所归之处：“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　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土，且远及外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慧远对僧团的管理甚为严格，如弟子僧彻，“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从此小事上可以看到庐山僧团管理的细微之处。

《高僧传》更记载了慧远生死以之的持戒精神。“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　尽管佛教戒律有开缘，如《四分律》中就说如所患病只有用酒才能医治者，容许饮用；另对于生病的比丘，是可以吃晚饭的，称为药石。但慧远却坚持不非时食，不饮非时浆。

慧远临终嘱咐门人，露骸松下，“远以凡夫之情难割，乃制七日展哀，遗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侃于山西岭凿圹开冢。”　

古德赞云：“法源滥觞之初，由佛图澄而得安，由安而得远公。” 三代相继撑起中国早期佛教的弘传大业。《高僧传》卷八评论师徒三人说：“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炳盛。使夫慧日余辉，重光千载之下，香吐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 如果说佛图澄利用与后赵统治层的关系，使得正法得立，民听入道，不仅使佛教的弘化取得了国家政权的保护，而且为中国佛教僧团的建立赢得了合法性，更为中国佛教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道安就是在僧团成立的基础上确立僧尼轨范，开拓了僧团规范的立法权，对中国后世佛教教团秩序的建立，有极大贡献。而慧远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制度设计层面多有建立，更在王权与法权、三教关系方面有较为深层的思索，他以文明交融的胸襟来看待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异质文明传入后的化中国，于更大范围内对中国佛教早期的运行作了磨合与尝试，一生主张有其坚持，更有圆融，对日后隋唐佛教的创业垂统，影响自是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