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志编辑小组搜集资料收获丰

为新修《弘慈广济寺志》，两年前演觉法师领导成立了“寺志编辑小组”，编辑工作随即展开，首先进行的就是搜集资料。吕铁刚说，搜集数据是最艰苦的工作，资料是全书的基础，没有数据和不了解数据，《弘慈广济寺志》的编写就是一句空话。

寺志编辑小组经常利用的图书馆有：中国佛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宣武区图书馆等。去得最多的是中国佛学院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中国佛学院图书馆搜集数据较为容易，其阅览室有大量的图书可供检阅。在国家图书馆搜集数据则较为困难，《弘慈广济寺志》这样一个大课题在这里搜集资料如同大海捞针，但最终还是有所收获。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寺志编辑小组搜集到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从《弘慈广济志》、《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以及金元以来的续高僧传、灯录、佛寺志、地方志、北京史地古籍、诗文集、史料笔记、《元史》、《明史》、《清史稿》、民国佛教期刊等文献中搜集得到。

最为难得一见的是《弘慈广济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与新志有许多不同之处，此志书查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均未能找到，编委秦燕春去年在辽宁图书馆找到，为编写《弘慈广济寺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

寺志编辑小组搜集数据，不仅重视文献数据，还有口述历史资料。郎深源先生、赵敬和先生是弘慈佛学院的学生，现在都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他们非常高兴地讲述了广济寺和他们本人的历史，这些口述历史寺志编辑小组都作了录音，成为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搜集数据的同时，寺志编辑小组编辑了《弘慈广济寺数据汇编》共五册，内容有《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弘慈佛学院同学录》五种、《同戒录》四种和民国时期广济寺出版的一些著作十一种。此外，寺志编辑小组还编辑了《弘慈佛学院师生著作一览表》。

吕铁刚说，《弘慈广济寺志》（上卷）搜集资料的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但仍没有止境。《广济寺同戒录》四册，分别为1935、1939、1940、1941年的版本；《弘慈佛学院同学录》五册，分别为第一班、第三班第二期和第三期、第七班、第八班所辑。《同戒录》出版多少册是个未知数；《同学录》共八个班，尚有至少四个班的《同学录》有待发现和确认，需进一步作深入调查，以期得到民国时期完整的《同戒录》、《同学录》，使这段历史在《弘慈广济寺志》中，得到圆满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