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

2011年12月15日 09:36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李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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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宗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佛教当代发展的研究，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以及如何适应当下时代，从而进一步弘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建议。近期观点栏目中将选取其关于中国佛教当代发展的文章以飨读者，进而期待唤起更多人的思考。

几年前，就曾经听说大年除夕，一家著名寺庙烧头香的门票高达了五千元。此后就有批评说，有钱人信佛菩萨，无钱人信基督教。特别使人深思的是，持这种批评态度的人，乃是一位出家人！今年的农历新年，又出现了除夕撞钟、新年烧头香的拍卖等等现象，众说纷纭。

这些问题，可大可小，见仁见智。然而，其中却包含了中国人最关心的佛教信仰问题：什么才是最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贫富贵贱、公正平等的佛教信仰？

私人化的功德信仰

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和选择多元，伴随而来的就是中国人在表达和实践自己信仰的方法上，亦是相应的多元和自由。所以，拥有同一种信仰，其实践的方法和结果也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信仰及其实践与表达之间，还有很大空间。更何况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要求共同的信仰应无所分别、一视同仁。为此，有钱人期待和参与的佛教拍卖活动，无疑是佛教信仰表达或实践的一种方式而已。

关键是这种信仰的表达与实践方式，抖露出了佛教信仰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依据佛教教义，其强调人成即佛成，以戒为师；强调信仰者个人心灵的自我约束，并不特别强调寺庙僧团对广大信众的组织控制。这样，佛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驱动而道德约束，具有私人的、个体的、多元特征的信仰特征。尤其是佛教信仰传统所具有的私人化倾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得到了再一次强化之后，这种私人化倾向往往会导致佛教信仰的多元化；而信仰形式的多元化，又会使佛教寺庙为适应这种私人化与多元化的信仰要求，一再改变自己的寺庙运作方式，烧头香、撞钟拍卖现象，无疑就是其中的结果之一。其中，当然也难免具有市场化的倾向，甚至是不同寺庙之间发生有类似商业市场竞争的特点，类似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致力于吸引信众。

对大众信仰而言，佛教强调的是功德随喜，多种福田，布施随意。有钱人愿意随喜功德多一些，就要有机会让他们多一些随喜的机会，或者有寺庙为他们创造更多一些机会。尤其是经济繁荣与现代社会个人性的强化，则使这种信仰私人化、个体化的倾向日益增强了。以至于这种倾向与佛教信仰的功德倾向相互推动，往往使信仰中的个人产生了多做功德、多种福田的信仰要求。伴随而来的，就是做功德是否灵验、种福田是否有获得的问题了。

在此基础上，功德是个人的，信仰需求也是个人的。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功德需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需要表达方式。诚然，这种信仰表达方式，也会因人而异。贫富、贵贱的差别，就是如此进入了佛教的信仰实践之中。在那些不仅仅是以功德表达信仰的佛教信仰者来说，他们对于佛教信仰具有更深的理解与体验，他们的信仰实践方式当然就不会局限于功德层面，而会拓展出更加丰富的信仰实践空间，社会服务、法理布施、佛教教育、文化建设等等。

虽然说信仰功德者不能完全等同于佛教信仰者，但信仰功德者往往热心于自己做功德，图个好的果报，所以信仰佛教者往往要以功德作为佛教信仰的基本实践方式。佛教信仰者必然要有功德，否则无法表达自己的信仰。功德式的信仰，乃以功德为主。谁做的功德多？谁的功德就会更灵验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中，广大信众所能做的功德，好像就只有财－物之布施了。谁奉献的功德多，好像谁能获得的福报就会多了。

信仰错觉的形成

这种信仰惯习，常常使我想起佛教信众们长期持守的一个秘密。那就是人们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否则我去烧香，别人帮我买香，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一是显得我心愿不诚，二是我就在为别人拜菩萨了，那属于我的功德就荡然无存了。甚至于许愿、还愿的信仰仪式，也是个人的私密，最好不要与人谈及。久而久之，功德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就得到了无以伦比的强调；人们才会有除夕撞钟、烧头香的分别心、人我执。有钱人要烧高香，少钱人就一般拜拜；有钱人想敲新年第一下钟，无钱人就听听钟声罢了……。你的功德好，似乎就是你的福报好，你就是有信仰；反之亦然。你的福报不好，你就没功德，信仰反而不是问题了。

另外，作为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通有的信仰惯习，那就是功德信仰者常常怀揣一种很有意思的念想，无事不登三宝殿。往往是在特殊的时候，应了特殊的需要，做特殊的功德，以图获取特殊的回报。而一个特殊的人，也是在特殊的时候，应了特殊的需要，做特殊的功德，当然就能获取特殊的回报了。人们经常称道的护法、施主，或大护法、小施主云云，不也能从中体会出些微的差别吗？

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在此信仰实践中，功德的回报是否可能？福报的大小或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人际关系、现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运作基础上的资源动员能力。信仰格局的差序实践方式，必然就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福报结果。不同的人，钱多钱少的人，就会具有了不同的福报。信仰无法分享，无法构成一个信仰分享的共同体，无疑就会把现实中的贫富贵贱关系也放进了信仰之中。对此，甚至也会有人采用一知半解的佛教知识来解释说：各人的根器、缘分相异，福报当然就不一样了！呜呼哀哉？

实际上，信仰方式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贫富、身份贵贱关系的改变。自然经济常态之下的信仰方式，人与人的距离不大，信仰方式也不会太多的差别。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大了，信仰方式的差异也会随之增大。对此，佛教寺庙本应具有整合、调整这种差异的功能，变私人之信仰为社会之共享。如果由此而考虑到佛教信仰与社会整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佛教信仰模式表面上是“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以个人为本、以个人的功德需求为本，而只能是逢年过节、因人而异式的信仰模式。信仰功德化，功德私人化；佛陀面前无法平等，遑论信仰和谐人心了。

功德兑换信仰，平等不平等？

传统中国人历来喜欢的“报”信念及其信仰方式，曾经是经典儒家如《礼记》的核心概念，之后与佛教的果报信念结合为一体，渐次成为了中国人表达儒教、佛教乃至道教信仰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社会学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交换。

功德信仰，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象征交换关系。

象征交换是指那种通过一系列未被制码为“价值” 的符号交易来进行的象征交换形式，它能够提供一种活动模式，乃是人与佛之间以一定的信仰、崇拜作为媒介或象征的关系。它既是社会性的，并且也是仪式性的。其象征意义是由宗教及其体系所规定的，是信仰的群体意识、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其主要特征是，在象征交换关系里面，包涵着获取与回报、给予和接受、礼物与对应物的循环等一般的与可逆的过程；它与市场经济中发现的那种生产性交换相反，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它作为一种“混合的游戏”，渗透了人与人、人与佛之间的交换关系，构建了佛教信仰者由个人到群体、社会的必由路径。

在既定的功德交换关系中，功德信仰者的象征交换关系，可以分为做功德、种福田、人与功德信仰对象之间的互惠关系及其信仰上的祈求与保佑，从而是一种最有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还报系统。

在当代民间信仰中，学界曾有论著认为，这种民间信仰内涵有一种实践逻辑，叫做“心意兑换率”。它是汉人民间信仰中一个存在于信徒心中不必言明的微妙概念。它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神圣的公平原则，使得民间信仰得以成为凝聚认同的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代表了一种世俗的不平等关系，因而使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地方社会的一个权力场域。

同样，在相当民间化的佛教信仰里面，人们强调功德信仰，其中也内涵有一种“功德兑换率”。这种功德兑换率，一方面，它代表了每个人在佛陀面前的平等，只要心诚做功德，佛菩萨保佑就会具有普遍性；但功德兑换率也正好说明了功德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功德兑换率的基础是个人的财力，那么，钱多的人就会拥有更高的功德兑换率，使之成为个人财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展示。所以功德兑换率实际上还是包含了一种信仰不平等关系。于是，人们就会形成“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

功德信仰的社会化驱动

中国人目前不缺信仰，缺的是信仰分享机制与共同的信仰实践。由此可说，中国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

涂尔干说，“如果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全无联系，那么神圣世界也就毫无裨益了。”与此同理，私人信仰如果不与社会精神彼此联系，那么这种信仰也就毫无意义了。

为此，即使是对功德信仰的追求，它们亦能驱使信众去建构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信仰共享之民间群体，也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一种建构资源。这就是功德共同体的建构趋向。如果一味的限于个人功德及其功德兑换，那么，就只能是私己的功德，难言佛教信仰共同体的社会功能。

社会人类学曾经把“交换”与“报”的现象，肯定在集体、超个人的或社群的层次之上，亦同时否定了“交换”与“报”的现象，可以纯由“个人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之心理层次来解释的可能。所以，人间佛教功德共同体的功德信仰和功德迴向模式，依据其本身具有的“功德兑换逻辑”，其实是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一个信仰基础，即以功德之间的象征交换，超越个人功德信仰的有限性。虽然其中有个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但从个人是无法进行功德交换、个人无法维系功德交换过程的规律来看，“功德交换逻辑”之中同样会内涵有超个人的或建构功德共同体交往关系的价值信念。这就把功德交换逻辑转换为佛教与社会之间的“相对交换关系”了，使之具有了佛教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取向。

不是简单的批评或肯定，而是如何使寺庙的经营行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公共事业建构。这才是当代人间佛教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佛教亟需一种专业化的公益事业，或专业化的佛教组织，以免经济意义的过度承载而出现制度的和管理的混乱。在此基础上，佛教、寺院的组织运作形态，即可在丛林化传统层面整合现代社会急需的事业化制度设计，把宗教圣职与事业专职的双重角色、以及事业专属性与神圣权威性，基于一种现代社会必要的、却又位居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基础而双双整合起来，以现代社会要求的形式理性来建构其社会公共事业。

因此，即使是私人化的功德信仰也能具有了相当的公共意义，以形成佛教信仰得以整合的连带关系，把私人信仰社会化，由此构成了以“功德信仰与信仰社会”为基础的佛教社会理论。

最后要指出的是，私人信仰必须成为社会的信仰，才不会使信仰发生再度危机，不会使人们对信仰不信任，不会使中国人在解决了信仰危机之后又出现宗教危机。中国人信仰的佛菩萨，是不可能被拍卖的，不可能被刀切割的。如果佛菩萨能够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拍了、买了，那么，这佛就不是佛、这菩萨也不是菩萨了。

就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而言，如何做到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三宝就是三宝；不因人事之缘故，不因贫富与贵贱，不因人而异，不因地而异，不因国家民族而异，最终成了真正的、超越的、终极的、社会的信仰。这应当就是人间佛教之信仰结构重新建构的必须。如此而言，一种新型的佛教信仰模式，就能够在此重重矛盾之中而得以中国、世界的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