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持法师：回归传统是推动文化发展唯一出路

2011年11月15日 09:45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作者：圆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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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其赖以稳定发展至今的基础并非是广袤的疆域，或某种单一的力量，而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保持先进优秀性的持续和谐共存。今中国经济虽有发展而弊端百出，政治体制改革虽提出三十年而未改，文化瓶颈、道德缺失、信仰等危机令人忧虑，这些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和谐发展重中之重所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以保全偌大文明体于不倒，当是每个国民的职责。

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传承，由外在和内在两个范畴组成。如长城、故宫、敦煌、云冈等属于文化的外在精神物化范畴；如佛、儒、道等所阐释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属于内在精神范畴。物化范畴的文化遗存，基本都已确定为不同级别的国家文物受到保护，而精神范畴的对待方法尚有待于最终确定。现为了经济利益大搞“文化产业”，对历史文化遗存敲骨汲髓杀鸡取卵，可谓只有利用难言尊重。在不能对历史文化内在精神加以尊重的情况下，历史文化遗存的真正价值尚不能正确认识，继承发展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总之，现制约中国文化进步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只有拿出经济改革的勇气打破禁锢，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出选择，一旦民族文化的能量得到释放，文化问题的解决远比经济容易。今世界潮流正处在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机遇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待文化问题的解决即可冲天而起了！

一、正视文化缺失的危害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有一个道理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只有不断改革开放才有出路。中央领导曾说“改革开放无禁区”，“思想解放无止境”，这些都是真知灼见。但在今天羁绊改革开放的阻力何以强大？腐败问题何以难治？社会道德问题何以日益败坏？究其根源在信仰危机和文化的缺失。

以往理论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是拉动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但是，以往六十年来，在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主导下，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已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人们“物欲横流、精神颓废、思想混乱”。这种现象正如邓小平先生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温家宝先生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信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实力，还应该表现在民族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纵观历史，在无信仰文化的基础上，权力与金钱的追求及获得何曾不是腐化堕落败家亡国的祸根，又如何走得长远。

二、立足佛儒道是解决文化问题的唯一出路

自西汉至清代，中国曾一路领先世界两千年，若无优秀文化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二十世纪对民族文化的怀疑甚至否定，事实说明是盲目的、错误的。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因自恃不切实际的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强行推进，而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疯狂的路线运动，因此可概括说“政治缺失了文化必然会变成疯子”。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如胡锦涛先生在执政伊始曾说“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因此可以说“经济若无文化支撑必然会变成瘸子”。尽管社会发展失衡，所幸有传统文化潜在的遗存力量支撑，对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差别，在于强权主宰转变为文化引导。从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来看，没有政权，取得政权是首要的大事；没有经济，获得经济是首要的大事；缺乏文化，完善文化是首要的大事。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化为依托。若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社会必然会走向沉沦。今人常说”无良官员、无良商人、无良学者、无良教师“，不论何等社会职业，在失掉道德良心的前提下，一切行为不是有利于社会而是有害于社会。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中，佛、儒、道从伦理道德上净化人生、净化社会，是有基础和经验可循的。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在可预见的未来千年当中，佛、儒、道仍将是最重要的基础。

较之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中国这一大文明古国之所以未被解体，关键在于佛、儒、道三大文化支撑点的牢固。佛、儒、道的信仰文化，之所以成为民族的生命线，在于其思想内涵均非极端主义的特性，以及包容性与互补性。佛、儒、道三家的思想内涵，只要加以挖掘和继承，不但有利于社会转型的平稳实现，而且才能有效地解决文化道德的缺失，为实现政清人和的社会面貌创造条件，进而由精神文明的提高促进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的发展，最终不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和平崛起”都是能够胜券在握的。

三、三代领导人已奠定了文化回归的基础

1、改革开放的第一代领导者，邓小平先生曾说“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此论断表明，“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主体，“马克思主义”是客体，而客体是要服务于主体的。但事实上，一直以来是主体服务于客体的。

2、1992年邓小平先生于南巡讲话时说“不要再搞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了，发展是硬道理。”“姓资、姓社”本来是政治制度的底线，但也是改革开放的羁绊，若无邓小平先生轻轻一挥解决这一问题，恐怕即无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既然搁置了“姓资、姓社”这样的政治根本问题，中国反而得到了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依然牢固，那么“唯物唯心，有神无神”依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恐怕也就无坚持的必要了。如不打破“唯物唯心，有神无神”不切实际的精神枷锁，于政治上解决民族文化继承问题断不可能，甚至会造成自扰扰人的无谓争论。其后果，只能使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难以相容的矛盾加深。对此问题只有尽快解决，才能使邓小平先生提出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正确指示，有效地得到落实。构成中国实际国情的决定力量，在于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是由佛、儒、道三家构成的。但很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主导下，因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的严重局限，对邓小平先生所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

3、改革开放的第二代领导者，江泽民先生曾说“即使政党消亡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宗教还会继续存在”。又于2001年12月召开的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提出”一个民族能否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关系到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两个论断虽然是真知灼见，但因囿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保守，同样未能通过进一步纵深发展使其价值得到发挥。之所以承认宗教比政治更加长久，其主要原因在于，信仰追求是永恒，而利益得失是暂时。如无宗教信仰所培植的敬畏、诚心、永恒、善良，若只是保留权利与金钱的贪欲，又何以避免利用、欺诈、短视、罪恶等结果。如说”唯心，有神“作为宗教的特点是愚昧落后或颠倒的世界观而被打击，那么世界任何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仰宗教，他们不是照样发达吗！宗教作为伴随人类始终的力量，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治等各种力量与其如何结合、如何对待，都是关系重大的事。因此，江泽民先生于1992年曾说”民族宗教无小事“。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对宗教具有敬畏的态度。就中国而言，文化是国家的精神生命线，而中国的文化是与佛教信仰等是相生相伴的，不但关系民族生死存亡，而且同样也关系政治的生死存亡。

4、改革开放的第三代领导者，胡锦涛先生首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中提出“继承民族优秀文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于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又更进一步地阐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据此所说来理解，如不否认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佛、儒、道构成的事实，换言之佛、儒、道即是民族的精神灵魂。就民族而言，在缺乏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如同无灵魂的僵尸；就政治而言，文化应同样是执政党的精神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