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朝：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宗教宽容

2011年10月27日 10:00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王晓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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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王晓朝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这方面，中国哲学界的学者做得较多，宗教学界的学者做得也不少。因为宗教学界的研究对象无疑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许多研究宗教的老师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比如魏道儒老师。听了魏老师刚才的发言，我感到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很深刻，连他的名字都有着深刻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回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另一回事。二者有区别，亦有关联。我感到，作为一名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持有尊重、理解、分析、宏扬的态度。中国现代历史上，在若干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的社会原因，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倒，全盘否定。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从事宗教学研究时，今后凡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首先抱着尊重的态度，然后是深刻的理解，仔细的分析，其最终目的则是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一种对待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我想是合时宜的，与时俱进的。身为中国人，不一定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与生俱来的理解。我们这一代学者，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不深，这个课要靠我们自己去补。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能因之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上午有位老师讲到，对儒家文化也好，对中华文化也好，还是要认真区分里面的精华与糟粕，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我非常拥护这种态度。有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我就说到这里。

第二点，作为一名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在我们国家处在当前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稳步发展的历史性时刻，如何为努力构造一个全社会对宗教宽容的氛围作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界为了落实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有关宗教的方针、路线、政策，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宗教学界极大地开拓了自身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纠正了以往种种错误观点，深化了对宗教的认识，为提高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宗教的认知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宗教学界以这样的理论探讨为依据，也向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政策咨询和建议，并部分地为执政党和政府所接受与采纳，从而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最近，一些学者还在积极倡导建构中国宗教共同体，努力倡导宗教间的和谐，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宗教与政府的和谐。我深信宗教学界这样的努力必然会对创建和谐社会有重大贡献。

我们还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学界自身也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我感到，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研究者“斗争论”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拥有。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改变，才有了今日宗教学界之丰硕成果的产出。

学者们对“包容性”的理解绝大部分的意见是八个字：兼容并蓄，求同存异。那么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与宗教学界所研究的“宗教宽容”是否一回事呢？我仔细想来，还不是一回事，还有差别。讲包容有一个以谁为本的问题。中华文化是有包容性的，只要你愿意到我这里来，对我尊重，愿跟我融合，我就不排斥你，我就接受你，让你能在我这里活得很好。而宗教学研究中所讲的“宗教宽容”是宗教自由的同义词。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关于宗教政策、方针、路线的首要原则。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还延伸到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宗教间平等的内容。所以，宗教宽容主要是从宗教间关系着眼的，不存在讲“包容”时的以谁为本的问题。

宽容也是一种态度。当前在宗教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倡导宗教宽容，要倡导和平共处，要努力建构中国宗教共同体，向中国社会现存的各种宗教传播共同体的理念，向全社会传播共同体的理念。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在现实中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宗教冲突和斗争，但正因如此，传播共同体的理念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想法或许不能对解决宗教冲突问题直接起作用，但可以营造一种宗教宽容的社会氛围，为创建和谐社会造势。

中国宗教学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维系这个共同体的是我们共同的学术使命和社会抱负。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我们也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倡导“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彻底放弃以往“斗争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