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经过西域传至中土而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受到中土文化的抵制。本文作者项运良认为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佛教加强自身改造与中国文化融合，为中国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并且其严格的戒律使其具有顽强生命力与特色，渐渐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是产生于古代印度，经过西域传至中土而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的一种宗教，它从传入到扎根中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会受到输入国文化的抵制，佛教也不例外，它遭受了中华文化的排斥与打压，但由于其自身的优势特点与其宗教的成熟性，从几千年前延续至今，即便是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排佛事件，也未能将其消灭，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次次的佛教复兴，佛学也一次次的被弘扬。这些与其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笔者试图从其自身特点来理清佛教兴盛于中国的线索。
一、佛教传入背景
一般认为佛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这是佛教的初传。后来又有“明帝求法”，东汉明帝遣使去月氏求佛法的事，据《后汉书》，“永平八年，……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遗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文中甘露即指佛法。从这两点来看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强汉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在文化方面，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其它文化为辅佐（特别是道家文化）的相对严密和系统的文化体系，并且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佛教传入时，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文化圈，是和自己一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中华文化，而不像哥伦布到美洲，所面对的是一片寂静与不毛之地，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印第安人是未进化的野蛮人，不论印第安人是怎样的善良，丝毫也打动不了殖民者，接之而来是血腥屠杀。佛教则不然，它的传入是为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而不是掠夺。面对异常强大的中华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中，刚开始佛教是占不到任何优势的。由于当时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道家文化也居一席之地，诸子百家之争鸣余音未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汉实现了比秦朝更为安定的国家统一，各种文化融合更为深入并成相互辅佐之势。所以佛教传入根本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输入与文化侵略。所以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中华文化融合，找到与其共存的结合点，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的传播方式，并在义理上做一些发展与深化，与中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光大。
这样佛教传入后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因而中国佛教学者汤用彤、方立天等均认为中国佛教的根在中国。善于应变，与时俱进，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结合文化实际深化发展自己的义理，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佛教的博大精深与顽强的生命力。
二、加强自身改造与中国文化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时，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冲突。一是由于其本身理论的特殊性，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冲突，如“孝”的观念的冲突；一是由于中国繁荣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期，且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有一种优越感，外来的文化是不易被接受的。
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孝道观的冲突是最直接的，佛教通过对义理的新的解释，翻译、编造佛教典籍，使其越来越中国化，建立起了从伦理道德领域至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忠孝观念，从而打破了儒、道等中国本土学派的围追堵截，这样佛教就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中土之人也开始出家为僧尼。这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各种冲突，也多是通过此等方式来化解的，即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这向我们表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首先必须与输入国的本土文化相适应，才能在输入国深深地扎下根。佛教深谙此理，通过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将中国本土文化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经典，从而使佛教在中国深入人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儒道等本土文化融合而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它的哲学内核决定了其自身的发展程度。这要求它的哲学能够为人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追求，一般哲学只是提供了对现世的关怀，而宗教哲学则还要为人提供终极的关怀，也就是对于彼岸的神学信仰及其实证追求，使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得到当下的关爱，在死后还要有灵魂的慰藉。
佛教系统地论证了当下世界的苦楚，人生就是苦海。佛教认为当下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不具自性，所见世界之万象皆为因缘和合所致。这在佛教四圣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中有明显的体现，也构成了佛教的基本义理的基础。四圣谛即苦、集、灭、道，苦谛：佛家认为凡是有为有漏之法皆含苦性，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盛阴苦八苦。也就是说人总是处于苦海之中，由于当下世界是虚妄不真的，乃因缘和合所成，而人由于无明具有“贪、嗔、痴”三毒，产生身、口、意三业，认为世界与我皆为真实之实在，将非真实的认为是真实的，却不知道自己认识的愚痴，也因而执著于万法与我，即法执与我执。在迁流变化的世事面前显得无奈与烦恼。所以世界是苦的。那么怎样摆脱呢？那就是修行达至道谛，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之念、正定等八正道。从佛学来说，人只有破除由无明所引起的法执与我执，达到无为无漏，认识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以至“涅槃寂静”才能摆脱苦恼，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家对现实世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世界本空皆苦，只有涅槃后的世界才是极乐的。这为人提供了一种终极的关怀，也就是死后的去向。但这不是要求人放弃生的念头，恰恰相反，佛家是贵生而不惧死的。伤害自身生命并不能进入理想天国，为了达到极乐，今生必须弃恶从善，为他人着想。同时，为了众生之福，却是可以舍弃生命的。同时，在佛家看来，世界具有因果轮回报应，今生的果乃前世之因所成，今生之因造就来世之果。善因出善果，恶因生恶果。这就是劝戒人们在当下世界要奉行佛法，弃恶扬善，来世当登西方极乐。
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并发展起来，一是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一是佛教本身内核－－佛教理论的完善性及与实际结合的与时俱进性，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为中国人提供了特殊的宗教的终极关怀，再加上其理论能够为其终极信仰做充分的论证。人类对于终极关怀的需求是没有国界与差别的。因此佛教彻底征服了中国人心灵。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是不同的两概念，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适应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度佛教了；现在印度佛教是后来从中国再传过去的，也不是传统上的印度佛教了。
综上所述，现代佛教要发展，佛法要进一步弘扬，最关键的就是要重视佛教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四、佛教还为中国人提供了现实关怀
一种宗教不仅能够给人提供终极关怀，还能为人提供现实现世的关怀。就佛教的宗教层面来看，与其它宗教一样，都是强调一种无限的“爱”，这种爱是世间的又是出世间的，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且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爱，亦即：爱我、爱他、我爱、他爱。这种爱体现在人身上时，主要就是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这里主要谈谈现实关怀。佛教有它的现实关怀吗？体现在哪？其实，佛教慈善事业就是其中之一。这在佛法中有体现，佛教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中布施就体现的佛教的慈善情怀，就是以自己的财物，不计回报地分施给别人。布施有三种：即一、财施，即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二、法施，即以正法去劝人修善断恶；三、无畏施，即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去解除别人的怖畏。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爱呢？当别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佛教总能尽己所能去帮助，这丝毫没有回报，在一些没有宗教情感的人或组织看来是一种愚蠢，但在佛教徒那却是无量功德。近年来，佛教在各地开展捐资办学、赈灾、贫困救济、为重病患者进行捐助等一系列活动，这些都体现了佛教对人现实生活的慈善关怀。
佛教对于人的现实生活与身心健康都具有现实关怀。
五、严格的戒律使佛教具有顽强生命力与特色
佛教的戒律应该说在各大宗教中是最严格的，这是佛教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佛教传入中土后，能够迅速扎根成长并融入中国社会，笔者认为这也与其严格的戒律有极大的关联。
据佛典《大智度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打扮及观听歌舞，正午过后不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它的苦行思想，这种苦行是对世俗生活的否定，要求人们热爱自然、不过度享乐、与人和谐相处。佛教之所以是佛教，不仅因为它能为世俗之人提供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还因为它有与世俗生活相左的严格戒律。若佛教没有戒律而同世俗一般，那便没有了宗教的特色，也就不能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佛教它会有严格的戒律呢？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正觉。人人皆具真如佛性，我们本来的真如实性是本真自然、清净圆满、无质无碍的。可无始以来的业力与习气及“自我”的积重难返，已很大程度地遮蔽了这个本心与真性，它让我们已经远离了真如本性。因此，我们当然就不能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无为心态（大妄念），妄自奢谈什么“顺其自然”。这就要求我们有戒行，直至亲证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
佛学的根本，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说。一切法门都不出戒、定、慧。持戒，是为了避免恶业，培植善业，让身、口、意三业清净，生出定慧力。戒的本意，同世俗生活中法则法规的产生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为了止恶防非和扬善。戒永远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而是我们达到真如本位的途径。戒有有相与无相之分，有相即身戒，无相即心戒。身戒较粗浅，但却是心戒的基础。身戒是否毁犯，可以时时让我们觉知“心戒”是否成功。反之，倘若心戒成功，身戒无从安立。无戒也就等于无师或无佛。只有严格的戒律，才能真正了悟佛法，才能培养具有坚定信仰的佛教徒或者说佛教人才，《孟子·告子下》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0］佛教戒律的确能起到磨练人才的效果，从佛教发展史上看，大凡高僧皆经历过重重劫难，在劫难中体会了悟佛法，由戒入定，由定生慧。正是佛教戒律造就了佛学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起到传承佛法的作用，戒律是佛教的特色，更是佛教生命力的保障。
试问世俗之人，又有谁愿舍弃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有谁能为他人而奉献自己的一切？有谁能达到如此境界，当你看到佛门高僧为了救赎他人而甘愿坐化时，当你看到僧侣们为了世间和平而奋力祈祷时，当你看到世俗之人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花天酒地时，当你看到世俗之人空虚寂寥时，你是否会感到佛门戒律的伟大与超脱呢？这些是我们世俗之人望尘莫及的。当今佛教发展应该注重严格戒律，保持佛教的生命力与特色。
佛教之所以能扎根中国，从其自身特点来看，主要是因为其自身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为其终极信仰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为宗教缺失的中国人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终极信仰与关怀；又能慈悲济世，普渡众生，给人以现实的爱，现实的关怀；它还有严格的戒律，很多人都难以受如此戒行，让世俗之人油然而生敬意。所以就佛教自身特点来看，它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完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并发扬光大，加之中国文化本身的信仰层面和理论严密性的缺失与博大的包容性，佛教便更快地盛行于中华大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佛教义理是佛教之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源，佛教义理包括自身哲学和终极信仰的系统的理论论证，佛教哲学是其终极信仰得以成立的基础，终极关怀是佛教之所以迅速发展、信徒众多且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基本原因。人们之所以信仰佛教，在于佛教能给予其“爱”，人们从中也能寻找到爱，包括终极的和现实的爱，佛教是世间的又是出世间的，特别是要在世间得到进一步光大，就不得不注重其对人的现实关怀，即对人的现实的爱的给予，现实关怀是佛教发展、深得人心的直接原因。佛教在强调爱的给予与神秘性同时，也要注重宗教的超世性，注意保持与世俗的区别，注重达到其神秘性与超世性的与世俗有所区别的方法与手段，其基本方法就是戒律，只有严格戒律，让世人看其信仰的坚定，人们才会深信佛教，戒律是佛教生命力保持的保障。
作者：项运良 编辑：张领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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