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第一个融人中国古代社会的外来宗教，也是第一个融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它在中国持续流传了二千多年，至今仍然生气勃勃，看不出有什么衰相。人们对它的评价，是是非非，从古至今就没有定论，也不一定要个定论，但现在，至少已不会有人拒绝承认佛教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了。这一现象，颇能说明中华文化的一些特色，对于我们今天的认识，也会有所启发。

一

佛教之能够融人中华文化及其融入的程度，说到底，取决于当时社会提供的可能条件，但同时也取决于佛教自身的特点。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的六世纪。在世界诸大宗教中，它的历史最为古老，影响的地域和人口可能也最广最多。同其它世界性宗教比较，可能差别要远大于共性。仅就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看，就有许多不同。譬如说，佛教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不但没有统一的世界性教会，甚至没有全国性、地区性教会；有些叫什么佛教会的团体，那也完全是自愿的松散的联合，既没有行政的统辖关系，更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佛教的活动基地在寺院，基础信徒是僧尼，进入寺院的僧尼，必须遵守佛教的戒律；但是否愿意进入寺院、做这样的僧尼，全由信仰者个人选择。寺院也是影响社会，吸引信众的中心；这种影响和吸引之能否产生作用，主导方不在寺院，而是社会和大众自身。佛教从来不享有强制人们信仰它的权力，也不拥有这样的手段。

从整体上说，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势力的默许或支持，但却极少甚或没有运用政治手段去强制推行自己的信仰体系。当然，更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没有用宗教战争的形式去强迫人们信仰。不论是火与剑还是军舰大炮，都与它无缘。事实上，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措施去驱使或诱惑人们去信仰。就是说，它在它的宗教信仰之外，没有护卫自己和胁迫他人的世俗权力，也没有自身的武装，它的传播，基本上是和平的，不带什么血腥气。

佛教还有一大特点，是它没有统一的或惟一的权威经典，甚至没有完全同一的思想体系和惟一的崇拜对象。它的经典形成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是持续不断产生的；它除了承认有个抽象的佛以外，什么都可以信，也允许什么都不信，在思想信仰层面，有可供选择的宽阔空间，所以有时说它是多神论者，有时又可以说它是彻底的无神论；有人说它不是宗教，而是深奥的哲学，有人说，它只是一堆迷信，品位很低。总之，它的宽容性和兼容性造就了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强化了它的适应能力。

从西方正统的一神论宗教看，佛教是十足的无神论者。因为佛教反对天神创世造人，否定上帝一类神灵的真实性。佛教的基础教义，是业力创世，因果报应：人自己创造自己，也创造自己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不是天神上帝，而是人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人的思想行为不需要对天神上帝负责，只对人自身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人本主义的。

像这样一种宗教最终能够进入中国并扎下根来，反转过来说明中国的固有文化，本质上是开放的，喜欢丰富多彩；不排外，也不封闭，所以欢迎新思想新文化，包括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但是，它欢迎的是平等的自由交流，不喜欢人为地把某种文化形态强加给它；它也不希望用某种固定的圣经教条和惟一独尊的救世主，把人们的思想钳制起来。一句话，它的开放是为了民族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吸取外来文化是为了丰富和充实民族文化的内容，为民族文化的创造，提供比较和选择的素材。我们都承认，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之一，当时世界上的诸大宗教，都在中国传过教；长安、洛阳也有它们传教的中心，像基督教，而后还不断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但竞争的结果，佛教成功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选择了佛教。这一史实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立足于发展，愿意接触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但不愿意被人家控制和操作；中国人的信仰倾向自由，不愿意宗教专制。与西方相比，宗教宽容，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在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西方那样的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值得坚持和发扬的传统。

二

那么，佛教是怎样进到中国，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一些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当时的社会需要是什么。

中华文化是一个动态范畴，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思想领域，我们有过先秦的百家争鸣，也有过法家的专制，总体上是灿烂的，有资格自满自足。至于佛教，至少在汉武帝的时代，就有充分的机会进入中国，但却没有。有机会接触而竟没有接触，表明这两种文化是隔膜的，当时的社会对它还没有需要。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内地，有史可据是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东汉明帝(58—76)时一度活跃，而它的真正为社会接纳，则是在桓、灵(147—189)以后。就是说，佛教从它有可能进入中国到实际落户中国，用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而它一旦产生了容纳它发展的社会环境，再璀璨的文化也无法阻挡。现下学界有个比较普遍看法，认为佛教之能够进入中国，是因为它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宗教观念，例如早期的依附方士谶纬和道家无为，后来的依附儒家伦理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有一个长期的消化过程，所谓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两种看来相反的观点，都不完全符合史实。假若一种思潮只能成为另一种观念的附属品，没有自己的独立特性，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接受它们就是多余的；同样，一种文化，不论它如何高贵奥妙，凝固在那里等待另一种文化作几百年的消化，也等于废品。

按中国佛教史的顺序，汉魏之际的佛教，在信仰层面，是佛作为人格神的受到崇拜，在教理上，则是禅数学和般若学的流行。汉初以黄老治国，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所谓儒术，主要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谶纬之学。但到了东汉末年，空前的战乱与连年的天灾，人民大规模死亡，使社会近乎崩溃，黄老作为一种哲学和儒术作为一种宗教，全不灵了。史传，汉桓帝于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就透露出其中的消息：浮图被视为神，老子也变成了神，说明上层对人格神有了强烈的需要(初传的佛是“体有金色，项有日月”，能够轻举飞行的“神人”)；他方面，社会的中下层，普遍挣扎在生死线上，人生无常和空虚幻灭，笼罩中原大地，像曹操那样的当代英雄也会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像佛教那样勾画出来的人格神，以及建立在人格神基础上的偶像崇拜，“天”是笼统的，“帝”是模糊的，“命”、“运”、“时”以及面相、骨相之类，也都没有偶像那样直观，，可以寄予幻想。对于人们面临的诸多苦难和人生的种种困惑，既缺乏系统的解释，更没有深刻的理论探讨。关于人生的本质和人的本原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思想领域里，是一个极薄弱的环节。然而对这类问题的关切，恰巧是佛教的强项。此时传进的佛教义学，就是从这里开始，提出了使当事人可能感到十分痛切的问题，做出了足以产生强烈共鸣的解答。有一部据说是传人中国最早的佛经叫《四十二章经》，很可能代表这类思潮。

将《四十二章经》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就是禅数学。禅数学中的数学(即慧学)，后来又发展成为毗昙学。毗昙学是佛教第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心在断定人生的本质是苦，探究人生的本原和诸苦的原因，由此提出解释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宗教业报学说；同时给出了解脱痛苦，避免轮回的许多修持方法，其中最基础的一条，是弃家离世，与社会疏离。禅数学中的禅，实质是控制自我意识；佛教既用于。理性思维，巩固它的人生观，也用于想像，构造种种虚幻的境界，所谓三界六道的“三界”，就是这种虚幻产物之一。这样：在禅数学这类思想的推动下，佛教就开辟出了一个逃遁现实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个与正常社会生活全面保持距离的群体，构造了一个所谓的出世间。这个出世间，后来成了破产者、失败者以及其他游离于社会的人群，逃避政治迫害、经济盘剥的避风港，也是调节心理失衡，寻求精神慰藉的领域。它让人安分守己，少欲知足，安于现状，有容忍屈辱的一面；但又有保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一面。不论怎么说，它在缓解社会冲突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下面，为别有志行者开创了一个新天地。至于般若学，在哲学上属于怀疑论体系，它的反名教、反权威的批判精神，为当时的玄学贵无派提供了更加系统的认识论；在频繁的政权更迭的年代，成了打破儒家的一统天下(尤其是儒家的天命论和伦理观)的有力武器；也为冲破礼教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指南，所以特别受到某些士大夫的欢迎，风靡一时。

佛教带来新的宗教观念和新的人生哲学，可说的方面很多，如果概要的说来，我以为是它对个人地位和个人意志的突出。佛教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它与立足于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的文化传统，有鲜明的区别。佛教主流曾经竭力调和自己同国家观念和家庭观念间的矛盾，但也始终保持着个人本位的特色，这特别弥补了我们既有文化的不足。它与社会似乎是对立的，扮演的往往是不合作者或政治冷淡主义的角色，但它在维系整体社会和文化结构上，又是和谐的，统一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个人本位集中表现在它的基本教义，即业报轮回上。儒家也有过类似因果报应的说法，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但在这里，受报者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儿孙；儿孙的处境，也与儿孙无关，他们只能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后果。佛教则明确地提出“自作自受”：自作业自受果，不可转移，不能替代，即使神通者如佛，也是无可奈何。然而要使自作自受的原则真正确立起来，前提必须是个人有决定个人行为的绝对自由，意志应该是自由的，按佛教的说法，就是业力决定一切。“业”虽然分身、口、意三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思”；思的定义是造作，也就是个人意志。佛教哲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唯心的一途，正是这种业力决定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反映。

到了两晋南北朝(317—581)，佛教得到了急剧的发展，提供的思想文化更加丰盛绚烂。佛经翻译成了佛教输入的主要渠道，也是官私双方竞相开展的一大热门。这一时期，译经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不但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它们负荷的思想，深邃而纷杂，说理富于逻辑，思维严密；寓言譬喻生动而多蕴哲理，宗教神话则丰伟奇幻，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新知识，新思维，起着构建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作用。在学术理论领域，佛学上升到了领导地位，所谓毗昙学、般若学、成实学、涅檠学、楞伽学、地论学、摄论学、华严学，以至于律学、定学，确实呈现出雨后春笋、百花竞放的形势。现在已经不是名僧投靠名土，而是名士竞师名僧了；士大夫把手持《维摩》视为时髦，把读经论佛当做学问。自此开始到隋唐五代的七百年里，离开佛教哲学就没有哲学，离开佛教学术也就没有学术。

宗教观念也得到大范围的开拓。佛教的宗教核心观念，是上述的业报轮回：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而要求每个人好自为之，自己对自己的行为绝对负责。这一信条，贯彻在我们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里，深入普及到国民的精神细胞中。于是天堂、地狱之说，就构成了佛教第二个信仰系统；阎王鬼魂，以及行使检查和监督职责等有关的天龙鬼神，山魅树精，也都被收容到了佛教的门下。第三个信仰系统，是对佛和佛弟子群的崇拜，其中尤以对菩萨和罗汉的崇拜影响民众最大，而且菩萨崇拜有日益取代其它崇拜的趋势。这类崇拜，一方面是作为乞求救助、祐护和忏悔的对象，期望他们能在冥冥中免灾赐福；他方面菩萨无数，由菩萨建立的佛国净土无数，由之发展成所谓净土信仰。净土是佛教创造的理想国，它在中国有两大系统，普及率最高的是西方阿弥陀净土，即著名的“极乐世界”，而影响社会巨大的是弥勒信仰。弥勒上生的兜率天宫，曾是古代知识僧侣的理想之邦；弥勒的下生，则是天下太平，人民富裕安康的标志，特别得到下层民众的信仰。此外，建立在禅定幻觉和幻想上的“神通”，又将人本身神格化，人自身就可以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新时代”和新宗教运动。于是佛教就把世界上可能有的宗教观念和神异奇迹通摄于一身，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宗教崇拜，包括上帝、山川、鬼神之类，不过是它的一毛。与信仰并行的是大规模的寺院建设和造像运动。其结果之一，是将中国的建筑事业和造像艺术，推上一个高潮；音乐、绘画、雕塑、语言、文学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佛教在文艺方面的影响，比之宗教观念，要更加广泛而深入，直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的虔诚和宗教探奇，促进了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追求，带动了求法和传法活动的积极开展，特别强化了与南亚、中亚和东亚诸国人民间的联系和文化间的交流，既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由此涌现出大批有关域外的地理和社会的著作，至今还不失其为宝贵的文献价值。求法者的那种不畏险阻，勇往直前，认真执著，坚忍不拔的精神，锻炼和充实了我们民族的性格；而他们前赴后继，成批批地走向国外，再次显示出我们民族的开放传统。

带动佛教在东晋南北朝的这轮大发展，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少数民族的进人中原。在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成了佛教信仰并推动佛教发展的主力。佛教传播的大趋势，是由北向南，与隋唐统一的方向，大体一致。这不是偶合。两晋以来，南北对峙，一方面是民族矛盾，一方面是民族融合；民族矛盾强化了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民族融合则需要诸法平等的佛家原理。融合战胜了矛盾，于是隋唐佛教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如果说，秦统一六国的原因之一是接纳客卿，隋唐则是接纳“客卿”最盛的朝代。至于佛教，就是直接由客卿携来并由客卿为主干壮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