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彪博士所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对有关佛教的史料或运用不当，或分析理解多有疏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

游彪教授撰写的《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关于该书的成就，吴晓亮《佛国里的世俗生活－－〈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评析》（《光明日报》2003年）和刘秋根、周国平《读游彪博士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二文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评述。

然而，《史稿》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佛教首先是一种文化，研究寺院经济，必然涉及佛教文化。《史稿》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笔者不揣浅陋，兹举数例如下：

《史稿》第29页：

有些寺院的住持虽然要廉洁些，但庸庸碌碌，对寺院的发展没有多少贡献可言，如圆通法师曾自我解嘲道：“来时无物去时空，南北东西事一同，六处住持无所补，……”

圆通法师，天衣义怀禅师法嗣，在佛教禅宗史上以教人闭目坐禅而著称。据《释氏稽古略》卷四载：“（圆通法师）至栖贤蒋山长芦，常有千众。至是元丰七年，诏住京城法云寺为第一祖。开堂日，帝遣中使降香，赐磨衲僧衣，传圣旨表朕亲至。皇弟荆王致敬座下。……”
偈，又称偈颂，通常表达的是作者对佛理的感悟，是不大可能用来“自我解嘲”的。佛教强调四大皆空，不执一物。因此，所谓“来时无物去时空”云云，要表现的正是一种“空”性的思想。从圆通法师在长芦寺“常有千众”及皇室给予的名誉及待遇来看，《史稿》说他“庸庸碌碌”，恐怕是主观了一些。

《史稿》第244页：

僧齐遇担任横山寺住持时，“偶一僧失规。责之曰：汝无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虽不肖，骂为畜生，有玷三宝。自是三年对佛悔过”。此僧违反规定，恐怕并非大错，便被斥责为畜生。连宋代高僧晓莹也承认，“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上层僧侣对下层僧侣动不动就“棒喝拳指”，而此和尚却以“不得已”来为其辩解，足见寺院内部压迫和奴役关系是相当严重的。

关于这一段，笔者谈三点意见。首先，“齐遇”实为“齐玉”之误。齐玉（1071－1127），法号慧觉，北宋净土宗僧人。

其二，“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并非出自晓莹之口。《史稿》注明，这几句出自《罗湖野录》。《罗湖野录》是宋僧晓莹编辑的命世高僧与贤士大夫的言行录。细读此书，便不难发现，所谓晓莹的“承认”，实则出自“赵清献公”（赵抃）致“富郑公”（富弼）的书信：“抃伏思西方圣人教外别传之法，不为中下根机之所设也。上智则顿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则迷而不复，千差万别。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摄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拈椎竖拂，语言文字，种种方便。……”

其三，所谓棒喝，是禅宗祖师启发开导弟子的特殊方式。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唯凭心悟。其宗匠接引学人时，常使用一些特殊手段，如用棒打，或大喝一声，或棒喝并用，以考验或启悟对方。《史稿》将“棒喝”理解为惩罚，并错误地引用齐玉之事作为例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棒喝一般仅发生于师徒之间，并非普遍存在于上层僧侣和下层僧侣之间；更非“动不动”，而是临机而发，对为师者有着很高的要求。佛教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寺院中纯洁的师徒关系也是很常见的。在《罗湖野录》这则材料中，赵抃所言“棒喝”等法为“不得已”，是在“以心传心”之法无效的前提下才施用的，并非想为谁辩解，因为这本属于“种种方便”。况且，这则史料与僧人齐玉毫无关系，因为赵抃去世（1084）时，齐玉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太可能任住持之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