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宗，或曰真常唯心宗，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又包括以《楞伽》、《胜》、《密严》等经为主经的如来藏缘起宗和以《华严》为主经的法界缘起宗，另如《涅槃》倡如来藏为真我，显诸佛法身常乐我净；《法华》会三权归一实，明一切乘皆入于佛乘，俱是性宗无上宝典。是以大乘之了义经，本来义趣无二，同属性宗。大乘的殊胜奥义唯在性宗之经论中才得以最为充分和完满地显示，而其传入中国也在虚妄唯识论之前，是以大乘性宗对中国佛教之影响最极深刻。智者依《法华》立教，法藏依《华严》开宗，天台与贤首二宗作为中国本土开创的大乘教派，一先一后，同以性海庄严为旨归。禅、密二宗虽更尚实修实行，不特重义解闻思，然达摩大师特指四卷《楞伽》以印心，密宗大德均目显教义理为根基，可知禅密之实，与教不违。禅宗以直示心体、即心解脱为旨，密教以彻见明体、即身解脱为宗，此所谓“心体”、“明体”也即是众生真常心性，所以禅密二宗，一者化仪殊胜，一者修法超绝，究其实也都以真常唯心论为其理论依据，同属大乘性宗。

与印度佛教相比较，中国佛教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大乘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二是大乘性宗居于核心地位。印度佛教大乘小乘俱兴；而大乘佛教中，以空（中观）有（唯识）二宗为盛，相形之下，性宗似乎未在彼土大倡；而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则更是中国佛教所独创之教派。由于中印佛教的这种差异，在近现代的佛学研究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中国佛教的怀疑倾向。在某些学者那里，“中国佛教”似乎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所谓“中国化”了的佛教，一种走样和失真了的，亦即为中国固有而强大的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所改转了的佛教。在这样一种眼界中，诸师判教可被视作中国人喜欢且善于调和妥协的民族个性的表现；法界圆融可被看成是儒家“中庸”、“中和”理念在佛教中的体现；“众生皆具佛性”，可被解为“人人可成尧舜”的佛学翻版；禅宗更被斥为空疏笼统之极或被目为纯然老庄化的佛教；乃至《楞严》、《圆觉》经是伪经，《大乘起信论》、《大乘止观法门》论是伪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将此目为佛学研究的新成果，可谓惑于其表而昧于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怀疑，不仅见诸国外（日本、欧美）的佛学研究者，也强烈地体现在中国本土的不少学者身上。究其原因，大体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上的间隔。欧美佛学研究者多能精通梵文而罕能解读汉语，其研究所据唯有梵文佛典，这必然导致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生疏与间离感；二是学术方法上的偏失。以日本为代表的近现代佛学研究大量采用西方学界的方法，如重视对思想源流的审察，对学术背景的讨论，对文本传承的考订，对语体风格的比较，对概念辞源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采用，固然对佛学研究大有裨益，但一味以西方学界的眼界和方法来解析佛学，完全忘失了佛教止观内证的实践品格和信解行证的固有理路，则无异于从一开始即已完全错失了佛教的本来面目。近现代研究者大多只能采取纯学术角度，罕有实修乃至有所证入者。佛学对这些学者而言既然仅只是一种世间学术，那么对大乘佛教的超越境界产生怀疑也就是必然的了。三是精神自信力的丧失。中国佛教学者对于自己传统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因素。中国在近代全方位的衰落导致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学者对传统的普遍怀疑和否定，这种倾向在佛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中国近现代佛学研究可以说正是伴随着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判而兴起的。然而真正伟大的传统正应该而且能够经受住任何一种怀疑的考验。中国佛教既非佛教“征服”中国的结果，也非中国“汉化”佛教的产物，它源于中土佛教大师对佛法所进行的创造性整理和阐释。中国大乘诸宗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于既有大乘经论为本，又有大乘深理为据，更有大师自分亲证为依，因此始终保持着纯正的大乘本色。事实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一脉相承，同源同根；而随着佛教在印度无可挽回的衰微，中国佛教更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纯正的大乘佛教。只有透过纷纭万千的外部形态，深入中国佛教的内在生命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

佛教智慧无疑是整个东方精神世界里最为秘奥的部分。佛教寻求“一切智慧”的目标，正是精神所能得到的最恒久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智慧之不同于知识，正在于知识随时日而变化，真正的智慧却是逾久而弥固，其价值和活力决不会随着时间而丧失。因此，佛教内在的生命在今日正与在其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时期一样充满活力。不过这种活力尚被掩蔽着，未能显露出来。如同大地深处涌动着的潜流，我们尚只能听到它那微细而又巨大的激荡声，但只要能重新找到决口，它便会在大地上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