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是大乘思潮开始兴起之时。佛教恰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向东方涌来，似乎是在强烈地暗示和象征着：中国确是大乘的有缘之土。作者吴可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面对着在现代社会中将佛教智慧重新发扬光大的历史任务，他具体指出了中国佛教界理应担当起最大的责任，这也应当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开路王旗。

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发现，大乘佛教的兴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奇妙地叠合在一起，同步而并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很快大乘就波澜激涌地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印度，小乘僧团和大乘僧团一直是并存齐立的；而在中国，从来未曾出现过这种格局。几乎从一开始，小乘就作为一个支流被融摄进了以大乘为主流的整体里。大乘佛教以穷尽一切诸法实相的智慧为标帜，这对素有求道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其“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的入世精神和“慈悲济物自利利他”的本怀，较之小乘自求解脱的独善之路，也更为契合深受儒家仁义之学熏陶的国人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是由大乘思想本身的超越性和中国文化内在的质素所决定的。

大乘佛教空、有、性三宗在中国皆得到极大弘传。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整理，至晚到南北朝时，中国已基本具备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大乘法藏，这为中国从此前以沿承为主的酝酿期转入充满创造力的鼎盛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二代，中国国力趋于盛极，中国佛教也随之进入了黄金盛季，其标帜是大乘诸宗的纷纷创立。这其中，律宗所研究的戒学实际上是一切佛法正行的基础；净土宗所弘扬的则是佛陀特为末法时代众生所开显的殊胜法门。此二宗一为此生修行的基础，一为他世转生的归宿，因而也基本为其它各宗所共同尊崇。余宗则围绕作为佛法主体的定慧二学展开，各成体系而又相摄相入，缨络交参，可谓灿烂至极。

般若类经典是最早传入的大乘经典。空慧之学经由早期以老庄比附的“格义”期，诸师异解（所谓“六家七宗”）的“偏义”期，终至罗什门下，睿哲星列，蔚然成宗，空宗“本义”于兹大明。但此时唯识之学尚付阙如，唯心之论秘而未宣，中观学派未受挑激，所以古三论师尚多属正解空宗本来之义，未及创显中观隐含之理。其后摄山、兴皇承关中正义而多有新解；待嘉祥大师出，整摄一切法藏入于中道二谛。“不生不灭”非只空诸妄法，亦显诸佛常乐我净之真常法身，所以空宗至极之理与性宗本来无二。中观义理至此发挥透尽，可谓大弘龙树提婆之学。

唯识学的兴起，始于南北朝。随着勒那摩提、菩提留支、真谛等高僧的到来，中国佛教学者兴起了唯识学研究的热潮，并很快形成北方地论师南北二道和南方摄论师之三家分立的局面。这种差异，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经论翻译和理解上的偏差所致，而更可在印土唯识学内部义理和传承的殊异之中找到根据。唯识学本有古义与今义的区别，而古今唯识学分殊的焦点之一即在于缘起识的真妄性上。实际上，奘师所传义、摄论师（包括地论师北道）义、地论师南道义，恰好构成唯识学内部一个由妄至真、由显到密的序列，即分别以染识、染净和合识、净识作为诸法缘起所依。玄奘大师所弘全面完整地保持了印度唯识今学（护法——戒贤一系）的正义，真谛三藏与菩提流支二师所传则更近于唯识古学（德慧——安慧一系），勒那摩提所倡实则通于如来藏缘起系统。奘师务求忠实于当时印土唯识学的主流；而地论师与摄论师则早已开启了中国佛教学者独自研思唯识奥义的先河，并对大乘佛教内部虚妄唯识论与真常唯心论二大体系间的过渡与融通以及天台和贤首二宗之成立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