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走出国门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的潜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佛教具有对外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佛教的外交，除了个别朝代外，基本上就处于民间外交的状况下，其所发挥的功能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作用最大，有时甚至涵盖了官方外交。秦周之前，教化未开，交流仅限于神州之内。汉魏以后，眼界渐宽，人们为了追求汗血宝马、稀世珍宝之类而四处搜寻，逐渐开始向外武力扩张。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义教化之旅的开始。信奉者为了信仰，不惜身命，寻找经典，派遣使节，例如传说中的后汉显宗孝明皇帝夜梦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寻访佛法，迎请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来中国，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晋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36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东晋凉州沙门释宝云、释法显、释智严等，进入天竺，解诸音义，再回长安及江表，详译诸经。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15人，西自凉州鄯鄯诸国至罽宾，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而还。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大唐京师大庄严寺沙门玄奘，他于贞观三年孤身西寻教迹，沿途走过一百五十国，奉诏译经，著《西域传》12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着重要角色。连接中外的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侣。中外僧人为了弘传佛教，东来西去，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最终将印度佛教传入本国。他们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发挥的民间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沟通中外、促进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佛教徒作为民间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写照。

如果说在唐代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学习和输入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更多的是由外而内的特点，那么到了唐代，风气翕然一变，转为由向外学习到向外输出两者并举的时代。民间外交既有由外而内，也存在着由内而外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并且奠定了后来佛教民间外交发展的主流。唐代佛教的民间外交是在大国佛教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进行的。中国佛教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也进入到发展的盛世，造就了中国佛教对内自我发展，对外积极输出的勇气和精神。

大国自有大国的特点，大国的文化与风范，必定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唐王朝作为中国少有的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佛教外交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其风标就是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中国僧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到印度取经留学，而是把足迹深入到周边东亚诸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先后接受了中国的宗派佛教，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宋、元、明、清，长达千年的时间。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影响着周边国家，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国外，充当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则是以民间外交的形式，通过受请的方式将佛教传入他国，如唐代鉴真大和尚将律宗传往日本国，被日本律宗称为初祖。鉴真扩大了中国佛教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清代以后，佛教衰弱，不再能够发挥以往的对外交流功能。民国佛教复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组团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爱国思想，不仅为抗日募集大量资金和物品，而且还组建僧人救护队上前线，直接参战，这是20世上半叶中国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利用佛教的民间外交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佛教界开始统一起来。从五十年代起，中国佛教界人士一直在民间外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沟通了与周边国家，如与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的佛教界交往，促进了与各国的宗教与文化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受到国外某些反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国佛教界利用传统民间外交的优势，与周边国家的佛教界增进往来，促进与各国官方外交的提升。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没有正式建交前，两国间的来往主要是依靠民间团体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国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佛教界发挥的民间外交最典型的示范。佛教民间外交是处理复杂的国家关系与团体关系的最好方式之一，共同的信仰可以将不同肤色和不同国籍的佛教徒牵在一起，增进双方的友谊，客观上也会推动官方外交，所以对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中国佛教是一个大国佛教，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佛教徒，有极悠久的历史，有最多的寺院，有最完整的经典，有最丰富的仪轨，还有最完善的组织，等等。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担当起大国责任和发挥着大国影响，大国佛教也在这个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佛教要争取更多的信众，获取更大的地盘，产生更大的影响，创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视民间外交这条道路。这是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发展的规律。现在和平与对话是世界宗教发展的趋势，教内教外人士都意识到，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与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的输出能力增强,当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在外交形式不断多元化的今天，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超过了官方外交模式，将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传递到世界，让整个世界通过“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来认识中国，使中国精神和价值观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这也是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任务之一。

在大国佛教背景下，中国佛教的山头佛教现状，实际上已经使具有经济实力，想再进一步做大的寺院，无法找到更多“投资”的地方。换句话说，想进一步发展，扩大本寺的影响，选择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为。积极走出国门，向国外发展，正在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的潜流，且呈现出扩大趋势。发展传统友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是当代佛教民间外交的宗旨，也是以后佛教民间外交的努力方向。

发展佛教正在成为当今亚洲国家的共识，除共同拥有的传统宗教信仰因素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些国家看好佛教能带来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旅游资源潜力巨大，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佛教徒，佛教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徒向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理由。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国地位产生，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大国佛教对亚洲各国的旅游市场与信仰市场可以带来巨大利益，各国政府都对佛教的深度开发看好，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吸引众多中国客人。中国佛教徒到国外，有很多是出家的僧侣，他们除了谒拜佛教圣地之外，还多少带有寻找双边文化交流合作的项目，佛教民间外交传统正在得到新的发扬，所有这些无疑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佛教合作提供了极好机会。2012年4月26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同愿同行”，与前两届的“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主题相比，这次的主题无疑是更进了一步，各国的佛教徒在同一个愿望之下，共同行动，就预示着中国佛教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佛教徒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大国佛教在世界佛教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看来有望成为现实。

从目前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发挥佛教民间外交的功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只能得到加强，不能削弱。传统的中国文化平台是由儒、释、道三家组成，但是经过我们这一百年来的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文化主流——儒家的平台作用越来越弱化，佛教则是当前我国最有影响的传统文化平台，利用中国佛教大国的地位，在已有的佛教平台基础上，专心致力于宣传中国特色的圆融佛教，把中国文化通过以儒释道三家合一思想为代表的佛教思想传播到世界。佛教不仅能够帮助儒家复兴，而且还有能力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民间外交肩负的重大使命。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佛教，需要我们改变工作思维，既要有防范意识，更要有开拓意识。思考大国佛教背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工作元素，支持中国佛教走出去，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与各国人士广结善缘，鼓励以寺院为单位去国外发展，与外国的寺院结成友好单位，取得中国大乘佛教在世界佛教的话语权。佛教界一直把建造寺庙视为最大的功德，如果有条件的话，中国佛教界还可以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在别的国家建造下院，而建造中国寺庙的资金完全可以按照历史惯例由当地佛教僧侣自筹。国家不用出钱，就可以在异域建成中国的寺院，真正把中国文化的根扎下来，这一切在今天中国大国、大国佛教的背景下，完全是可行的。

2011年中国佛教界展开的民间外交的活动，已经说明我们无法阻挡正在中国佛教界里形成的走出去的趋势，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牢牢地把主动权抓在手中。中华民族是永摧不毁的民族，中国佛教是不惧困难、与时俱进的宗教。以玄奘、鉴真等古来大德的中国文化传承者，他们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佛教界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了将中国佛教与文化传到海外，不辞艰辛，克服万难，实践了佛教民间外交的责任，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佛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盛世大国的背景，给中国佛教界提供了新契机。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之一的佛教，不仅能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而且还应该为我国的民间外交与宣传中国文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