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之外的尊重 亵渎信仰启历史性大反思

编者按：“法海事件”，在数千万网友的热议声中，成为时下佛教界乃至大众舆论界最为聚焦的话题之一。它状如一束投射在暗室中的光柱，照见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尘絮飞扬，照见人性中的各种沉渣泛起，也照见经济飞腾、人心蒸腾之后，徐徐拉开的社会道德大反思序幕。“法海事件”虽然持续数月，但全社会真正的反思刚刚开始。文学硕士刘畅为凤凰佛教撰文，阐述“法海事件”所引发的历史性反思。全文如下：

法海事件值得深思（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文艺先驱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法海事件”，叹息之余想起了弘一法师，即曾经的李叔同先生。法师曾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叔同先生“他首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有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是从李先生开始的。他富有文艺才能，除上述三种艺术外，又精书法、工金石（现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里有叔同印藏），长于文章诗词。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这是李叔同先生的弟子丰子恺，后来对他的回忆。

艺术，从不是可以亵渎宗教信仰的借口。艺术是表达、滋养心灵的形式，需要心灵的驾驭。如果内心成为了艺术的附庸，艺术也就沦为毒害人的东西了。这是“术”的特点。如果对于“术”没有善用，恐会流为社会祸端。

正像李叔同先生这样的一位文艺先驱者，他尊崇“古圣先贤”的教导和“身体力行”的自勉。叔同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他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在书的封面上，叔同先生则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字，且每个字旁又加一红圈，以示警醒。丰子恺每次到他房间去，总会见到他的案头一角，放着这册书。

可见先生他虽然注重文艺，但是从未忘记“自律”，甚至对此的重视超过了对“文艺”的关注，最终走向了内心深处的“律”（弘一法师乃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律”，使后来的“李叔同先生”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律”，不是“自由”的对头，而是走向自由的方向——解脱束缚。

对于文艺，先生重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也正是由此，那时他的学生都觉的他有“菩萨那样的背光”。这样高山仰止般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先生其人生的艺术。

娱乐至死的感官刺激：欲壑难填

老子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其实是娱乐时代最好的写照。感官刺激的“乐”使人内心空虚，相反对感官刺激的依赖越来越深。我们回避安静，也静不下，以放纵自己来搏取那有限的“乐”。

感官欲望，使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奴隶。电子媒体培养着受众的重口味，受众期待着媒体更重的口味。不知不觉间，社会的节操碎了——争相秀下限。

这样的恶性循环无形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影响社会的未来。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媒体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成长。他们，也是受此毒害最深的人群。媒体助长他们的感官欲望，而很少有人教导他们学会自律、修身进德。可惜前人有言“少年强则国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今人却不知：有才无德，培养祸害！想想有艺术才能的“天一”，我们便知惋惜——溺爱与才能，成为了傲慢的资本，傲慢成为了放纵的资本。

过度追求娱乐，是内心痛苦的表征。嘴上挂着“爱”的标签，心中的迷茫却在寻找着依靠。“爱”这个标签，隐藏着我们内心很多“哑巴吃黄连”式的情愫，甚至成为了某种私欲的牌坊而浑然不自知。

古人道：“欲壑难填”！这是娱乐的后患。

觉察无尽的娱乐欲望

娱乐入迷，把什么事都觉得“没什么”的心理，正是“狼来了”式的教训，也正是马三立先生相声《逗你玩》中的那种错会——说地严重一些，逗你玩儿，有时是在玩儿命。

拿生命来玩儿，全盘皆输。

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我们，却忽略了，我们会毁于所热爱的东西。正如古语有云，玩物丧志。

尼尔•波兹曼在其《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的话可谓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则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则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则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过犹不及。我们也许没有意料到，自己的算计和好恶，把自己推向了反面。自由过了头，也同样是危险的。如果没有调整好内心，做什么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理智、情感、意志……其实都是“人心”。如果失去了对内心的观照和觉察，失去了对自己的调整，我们就会像蜘蛛一样，而迷失在自己编织的网里。最终“作茧自缚”。

如今，技术与商业运作，似乎掌控了社会的潮流。文化与信仰之类对内心的关照，在工业面前似乎显得十分弱小。而这些却很火：切水果、看综艺、刷热剧，当然，还有前些天那只“愤怒的小鸟”。据说，全球的人们，一天在这只小鸟的身上，就会耗费掉三亿分钟，大约，570年。

也许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让我们了解到了自由的甜蜜。然而，生活里的个人主义心理往往容易成为“私欲”的霸王条款。如果我们缺乏对“心”的深入了解，“个人需要”也只能建立在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此时，实际上的真正需要，却往往被认为成是“无用”的。在追求自由和快乐的道路上，我们被自以为“是”的“自由”和“快乐”束缚住了。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娱乐”，也许就是那片眼前的叶子。

艺术，请对历史负责

回过头来，我们看“法海事件”。

龚琳娜女士的两首歌曲，就是在这样的媒体催化和商业运作中，以娱乐的口吻“粗鲁地”摧毁了受众的三观。同时，也伤害了佛教形象和佛弟子信仰的尊严。其《法海你不懂爱》和《金箍棒》的表演，极为鲜明地使用佛教形象：袈裟、僧袍、僧人、观世音菩萨，而其传达的信息则完全是丑化、戏谑、恶搞、亵渎，乃至“谩骂”，极尽一副“娱乐的癫狂”。

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歌者和媒体，对自己的作品和节目要负责。如果作品涉及宗教形象和内容，应当有所慎重，有必要向教界法师请教或交流，以免在自己的作品和节目犯下常识性错误或者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说涉及宗教形象的艺术创作有其自由，与教界无干，而却与其宗教本来的精神相悖，以宗教形象来窃取自己的艺术效果、作艺术的牺牲，那么这种“栽赃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何况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宗教其原有的价值！

类似的现象其实也很常见：一些作品违背史实胡编乱造，为了商业的“艺术效果”不择手段，使得习惯于从电视获取知识的人们时常认假为真。此事或许不致祸国，但确实殃民不浅！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应当去真诚请教，涉及历史则去请教历史方面的专家。涉及佛教题材，创作者也有必要尊重宗教界人士，与教界及学界相关学者进行及时沟通。

艺术创作者不应“闭门造车”——如今，一部影视剧，便成为了人们对历史的知识。

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负责

艺术有其自由，但自由地犯了错，仍然是需要道歉与负责的。

艺术的创作也许没有对错，但是若是用到了他者的形象、涉及到了他者的理念、乃至社会形象，就必须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毋庸置疑，这是社会的共同准则，也是自由的前提。设想，若是一个不会骑车的孩子，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孩子，怎会有自由上马路？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发展，更需要参与者的自律和负责，这是“良心活儿”。

正如明星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明星在代言的过程中，无形中利用自己原有的影响力，扩大了其产品的知名度，使更多人知道甚至选择这一产品。如果产品出现了问题，那么明星理所当然要为此负责。尽管他没有检测手段，但是既然选择为其代言，就意味着要向公众负责。这是对“良心”的信仰。

社会进步需要共同努力——懂得敬畏之外的尊重

如此的戏谑演绎，近来似乎并不鲜见：相似的，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形象和元素来“艺术地表演”，吸引大众的眼球，以牺牲他人形象实现自己的商业或非商业的利益。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骗子，也会以佛教的形象，去骗取他人钱财。从民间到媒体，宗教界信众及僧众的利益亟需得到应有的保护。

国家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诚然，我们无法回避佛教界当前恢复过程中的众多问题！但，并不是因为佛教自身建设还不健全，我们就有不去尊重的理由。宗教，本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因为，信众也好，僧众也罢，他们从未脱离过人间社会。他们来自于世间，选择修行，以出世之心济世利人。佛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其思想是深邃且活泼的。现在，佛教正在走向全球，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文化名片之一。

也许关心文化的人群总有自己内心的坚守。这样的歌曲，却终归令人痛心。

也许会有人觉得“法海事件”“没什么”，或者说这样的抗争具有“攻击性”，或说“没觉得在戏谑”，“你们敏感了”，或者说“这样不清净、动嗔心”——其实笔者也曾有过这样的反思。但是，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我：佛教的形象本不应该被这样戏弄！很简单，佛教的形象本不应该被这样戏弄，不该被套上那样的帽子。

不要因为对此司空见惯而觉得理所当然或不值一提。不要因为你所理解的佛教“很清高”，就觉得佛教没有“得到尊重”这一基本权利——笔者至今仍记得当年高中时一位语文老师的当头棒喝：我们中国人懂得敬畏，却不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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