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承继北魏奠基隋唐 佛教造像史的飞跃

2012年02月20日 08:42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董培升 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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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响堂寺石窟大佛洞内的坐佛（图片来源：资料图）　

响堂山石窟为北齐时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不但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外来艺术手法，为隋唐写实雕刻艺术奠定了基础，形成承前启后的新风格。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响堂山石窟可以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比拟。”1961年，该石窟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响堂山，三处石窟寺

响堂山石窟分布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鼓山上。鼓山，即响堂山，是太行山东麓的一条支脉。据史料记载，此山有二石，其形如鼓，南北相对。相传自晋时至北齐及隋代，山上石鼓常鸣，鸣则兵乱。今二石虽不存在，但响堂山却因此而得名。

响堂山石窟草创于北魏，建于北齐（公元550－577年）。当时，北齐定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一带），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附近）作为别都。位于鼓山的滏口陉，就成为北齐王朝往来于两都间的必经之道。北齐把佛教奉为国教，高洋皇帝不惜人力物力，选择鼓山开窟建寺，营建行宫，遂造就了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响堂山石窟艺术。此后，隋、唐、宋、元、明等历代均有续凿。

响堂山石窟共包括南响堂寺、北响堂寺、小响堂寺（又称水浴寺）3组石窟群，分别位于鼓山的南、北、东三侧，现存石窟16座，大小佛像4300多尊。

北响堂寺石窟开凿在鼓山北侧陡峭的崖壁上，共有9座，分南、北、中3组。中组石窟的外观似楼阁，内壁浮雕有花卉、动物、佛像等造型，古朴典雅。北响堂寺石窟规模最大的是大佛洞，洞宽13.3米，进深12.5米，洞内供有一尊高约4米的坐佛。佛像秀逸端庄，身材丰满，线条柔和，面部平素无饰。这尊佛像虽经上千年的风雨侵蚀，仍然光洁如新。

刻经洞是北响堂寺石窟另一个重要的洞窟。其开凿的时间大概在北齐天统年间（公元565－569年），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座覆钵塔的造型。刻经洞的内外壁刻满了佛经经文，旁有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4部，碑文隶书，笔锋犀利，刚劲挺拔。

南响堂寺石窟依鼓山南麓开凿。鼓山南麓建有响堂寺，现存的正殿、配殿、靠山楼、砖塔、僧房等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寺后沿山势开凿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排列，上层5座，下层2座。其中最大的华严洞窟宽6.3米，洞内雕造的佛像千姿百态，造型优美。千佛洞内有佛像1028尊，洞顶浮雕的飞天或手弹琵琶，或吹奏笙管，裙带飘动，婀娜柔媚，楚楚动人。

小响堂寺分石窟和寺院两部分。鼓山东侧为寺庙旧址，窟前坡下有宋经幢两座。石窟及摩崖造像均凿于寺院西侧的一处低矮的石灰岩山崖壁上，总长22米，有东西两座石窟，摩崖造像两处，大小佛龛20个。

南响堂寺石窟窟顶的飞天壁画（图片来源：资料图）　　

壁画、刻经及造像——佛教艺术的奇葩

在响堂山石窟，几乎每个洞窟里都可以看到壁画飞天的形象，保存最好也最美的飞天，便是南响堂寺石窟第七窟窟顶的飞天。南响堂寺石窟第七窟也称千佛洞，洞窟的四壁满布大小不一的佛像，窟顶正中为莲花藻井。莲花的周围，翩翩飘舞着8个飞天，两两一组，有的手拿箜篌，有的手弹琵琶，有的凌空飞舞。飞天身体曲线优美，衣带随风飘扬。

此外，在北响堂寺石窟中洞窟门上方还保留着一些飞天的残迹，飘舞的飞带形成极其强烈的装饰效果，使中洞窟门显得富丽堂皇。从一些残迹来看，这些飞天在当时应该是绝伦无比的。

在响堂山石窟中，除了精美的壁画，还有极具艺术价值的摩崖刻经。

响堂山石窟刻经书体多为隶书，基本上体现了北齐以写经体隶书为主要书法体的特色。刻经中多有一些当时书面写作中不常见的字，其中“万”、“无”等字，竟与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相同。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纯熟，给人一种读之忘归的艺术享受。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肯定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又进一步为学书之人开列出了近20种可供临习参考的佳碑，其中响堂山的碑品达5处之多。古籍《集古求真》中则称，响堂山石窟中的《唐邕写经碑》“书兼隶笔，然圆腴道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腴，却没有所谓的“火气”。可见，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便备受学人的推崇，当属我国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曾经历了龟兹、凉州、平城、中原、北齐5种发展模式，北齐模式就是指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的北齐石窟造像艺术。就石窟内的造像风格而论，与前朝相比，主要是摆脱了清癯瘦削为美的观念，转而崇尚健壮的美。佛和菩萨面部圆润，胸部隆起，两肩宽大，肢体丰腴，有朴实厚重之感。服饰也不再披挂重层、衣袂飞举，而是轻薄光滑、柔软适体。

将北齐造像置于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可以看出它的明显特点。北齐是以高度鲜卑化的汉族为首建立的政权，在文化上自然也以北为尚，反映在石窟造像上就是以北方人粗犷雄健的体形和简率质朴的装束为特色。北齐模式基于它的北方文化特色，造像的理想性较弱而显得更加写实和贴近生活，从而为隋唐现实主义风格的造像艺术奠定了基础。在表现手法上，也从强调传统线的艺术向对表现对象的立体描摹方向发展，注重造像的身体结构，使造像具有圆转浑厚的立体感。虽因初创，造像未免给人上大下小、肩宽腹细、体型呆滞、韵律迟钝的感觉。但这种重于形体营造的观点无疑在我国佛教造像史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正是在此探索的基础之上，才会出现绚丽多彩的盛唐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