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作为宗教造像，具有特定之质的规定性。以宗教崇拜为目的，一般来说并不是以美感、愉悦为目标。较世俗雕塑的限定要严格的多。因而一般来说，创制佛教造像，须要遵以严格的仪轨。才能符合其宗教质性。但是佛像也是艺术品，宗教艺术品的可归入艺术品范畴，既是艺术品必然会包含艺术品之质性的美感、愉悦和形式美要素。形式美感的要素在宗教艺术品中与其主题是既矛盾而统一，既有矛盾相悖的一面，也有统一调合相容之处。因而在古今的艺术史上都有一些鲜明而富于特征的例子。说明在宗教艺术品中，主题与形式的二律背反。这些例子不仅体现在画家、雕塑家身上，也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之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双思惟菩萨（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最早的佛教造像中既体现出极浓厚的形式装饰因素。根据考古资料，早期佛像除四川汉崖墓中石刻、摇钱树座、摇钱树枝干等，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一批三国西晋时的陶瓷、铜镜佛像。例如南京雨花区出土的青瓷盘口壶，中华门出土的青瓷盘口小壶，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青瓷酒樽、香薰和青瓷唾壶等以及江苏江宁、镇江、吴县，浙江绍兴、武义、衢州和慈溪、金华、萧山等地出土的青瓷明器谷仓罐。这些瓷塑佛像具有莲花座、狮子座和头光。装饰在明器谷仓、香薰、酒樽、壶豆甚至唾壶上。其纹饰的图案作用很强，尚不是崇拜对像。与此相类的铜镜出土于湖北鄂城、江苏南京、湖南长沙、浙江武义、杭州和安徽和县。镜型有画文常佛兽镜和佛像夔凤镜的镜纹。这些镜纹是在铜镜背面形成美妙的图样。佛像也在图纹其中，成为适合纹样的部分。佛像镜中较为突出华美的是鄂城钢厂和湖南长沙出土镜。镜纹中有带华盖的坐佛三尊像和半跏坐姿思惟菩萨像，其姿态生动，与图纹背景的柿蒂纹十分谐调。这些铜镜佛像图纹亦极富装饰色彩，尚不是尊崇对象。虽然以此来说明佛像的形式美因素，尚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在魏晋南北朝时获得极大发展的佛教造像中，我们仍可找到体现佛像之形式美的例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双观音（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对称、匀齐、平衡等要素都是形式美的法则中最突出和强力的原则。在各式各样的佛教雕塑中、绘画中，对称与匀齐等原则可以说是运用于每件作品之中的。作为佛教造像中主像的佛陀，常有眷属，弟子、菩萨、天王、力士，还有供养菩萨和童子等，有时还有天龙八部。高大庄严的佛陀，慈容超然，旁侍有饱经风霜的大迦叶和年青稚气的阿难陀。秀丽端庄的菩萨及愤怒威武的力士天王，构成一幅完整而丰富的佛国世界。更为恢宏壮丽的是唐代的经变画，如观无量寿佛经变和西方净土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等。场面极大，亭台楼阁，水榭池观，香音神天际翱翔。歌舞伎乐坐立成行。这些场景多以对称匀齐的形制绘出。益显出净土世界的美妙无比。但在佛教艺术中，尚有不是以这类显而易见的构图形式中体现出的形式美要素。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朝时期造像极盛。北魏时佛像已完成了彻底中国化的进程。造像以服饰到面相都达到特有清秀宽博之典型特征。此后的佛像又经历着演进、过渡和变化，北齐的佛教造像具有很高成就。由于北齐王朝初建时励精图治，高氏政权诸帝王又极为崇奉佛教，因此北齐时代虽不长，遗留的作品为数却不少。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曾出土有大批白石造像，时代由北魏至唐。其中出现有许多双尊造像。如北齐造像中双观音像8件，双菩萨像有19件之多。还有双思惟像８躯及双释迦像1躯。至隋代则有双观音像19件，双菩萨像34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双菩萨（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这些造像是在单尊菩萨像基础上发展而成，曲阳出土最早纪年铭像为北魏神龟三年（520）。造像题材较早以释迦佛和弥勒菩萨为主。逐渐过渡到以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及菩萨像为主。曲阳菩萨造像在全部出土像中之比例由北魏的三成以上渐至东魏北齐的七、八成以上。隋唐菩萨像更多。早期造像多是单尊像背后饰舟形背光。北魏造像中有四躯观世音造像，其中孝昌二年（525）来菊造观世音像，冠常宝缯外扬，造型匀美舒放，裙裾两端向外伸展。东魏造像比例产生变化，北齐时造像在舟形背光前并列两尊像的形式开始出现。双尊菩萨像中铭为观音之像就是双观音像。双尊像中还有河北正定、藁城等地出土的双菩萨、双思惟像，曲阳唐代像中还有双弥陀。诸种双尊造像中以北齐的双思惟像的演化最具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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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总 编辑：闫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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