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1609号（皇甫公窟）北壁礼佛图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是以健康丰满的姿态出现的。那种面相丰腴﹑形貌秀丽﹑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富于人情味，身躯比例适度﹑体态健美颀长而丰满的作风，是与当时的时代风尚密切关联的。首先，以丰满健康为美的艺术特色，与前代有一定的承袭发展关系。这种风格起源于南朝萧梁的张僧繇。张僧繇是六朝最有影响的大画家之一，他在人物画的造型上，与陆探微不同。陆是“秀骨清像”，张则画天女﹑宫女“面短而艳”。宋·米芾《画史》称张僧繇画的佛像为“张样”。唐·张怀在《画断》中提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的创作时说：“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这种以胖为美的艺术风格影到了整个梁朝的绘画与雕塑，不久即传入北方地区，又影响到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佛教艺术品的制作。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塑像，与前代的清秀型已截然不同，多为低平肉髻，面相丰圆﹑方颐，头大而下身略短。这种略显肥胖的造型风格，也出现在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北周塑像，天龙山﹑响堂山石窟北齐雕刻之上。同样，龙门药方洞北齐开凿的一铺主像，也俱有这种风格。这种在中国北方北齐﹑北周石窟中所出现的共性，正与萧梁·张僧繇的画风近似，应是受这一派的艺术作风影响而形成的，并且对以后的隋唐画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李嗣真对张僧繇推崇备至，认为他的绘画“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惟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历代名画记》卷7还引唐·李嗣真的话说：“顾﹑陆已往，郁为冠冕；盛称后叶，独有僧繇﹗今之学者，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绘画师法“郑﹙法士﹚﹑张﹙僧繇﹚﹑杨﹙子华﹚﹑展﹙子虔﹚，”以为“自像入已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历代名画记》卷8﹚，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齐校书图》残卷﹙宋人摹本﹚，其中的男女人物就可见到造型丰腴的艺术特色，与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壁画风格相近。张僧繇的笔法被称为“疏体”，张彦远曾说：“张﹙僧繇﹚﹑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历代名画记》卷2﹚，显然唐·吴道子在绘画上也是一种“疏体”的表现形式，并直接承袭于张僧繇。吴道子一生就曾在寺院中广作佛画，多载于宋《宣和画谱》，从传世品《送子天王图》等画中，可以看到人物面相丰满适度的艺术特色，并影响到了同时代的画家。不仅画界如此，当时的雕塑家们也是深受这种风格影响。“﹙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宋·董《广川画跋》中说：“吴生之画如塑然，……旁见周视，盖四面可意会。”可见绘塑间的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关系。“曹吴二体，学者所宗”，“雕塑铸像，亦本曹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曹吴体法》﹚。人物画到了盛唐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画题，即所谓的“绮罗人物”。它的造型特点，不论是绘画或雕塑，最明显的是曲眉丰颊，体态肥胖，即是贵族妇女的实际写照，张萱﹑周为这种画派的代表人物。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捣练图》，其中人物具备着“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唐·杜甫《丽人行》﹚的特色。她们丰姿绰约，衣着格外豪华，属贵族妇女优静闲散生活的艺术再现。周“初效张萱，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历代名画记》卷10﹚。《宣和画谱》评论他善画“贵游人物”，且作“浓丽丰肥之态”，如《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无不“以丰厚为体”﹙《宣和画谱》卷6﹚，使这种肥胖画风得到了更好的发扬，并为中﹑晚唐画家们所尊崇。不仅绘画如此，从墓葬中出土的女俑也可证明这一点。初唐女俑，面部虽为丰满圆润，但身材一般属窈窕型。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6号张雄夫妇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做于垂拱四年﹙688年﹚，身体已显肥胖。西安地区出土的唐开元﹑天宝年间的女立俑，面部丰腴肥胖，衣裙宽松，身体臃肿，呈胖姑娘形，有的鼓腹如怀孕之态。类似形象的女俑在河南﹑辽宁等地均有发现，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