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魏手书《金刚经》

抄经与刻石是北朝时期禅意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一定的意义上，抄经与刻石也代表了北方书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冲击了中国书法艺坛中的创作与欣赏者的结构和层次。这即是打破了书法仅为文人占有的历史局面。禅意书法是群众创造的，也为群众欣赏的这个事实，渐渐的被世人接受。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书法理论家的偏见，北朝书法是受鄙视的。他们说，北朝“书籍卑陋”，“草野粗俗”。直至清代晚期，一些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才对中国书法史上存在着的那种不公平状况提出了异议和抨击。康氏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又说，“北碑莫盛于魏”。“其题材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康氏认为，造像题记、佛经抄本，这些出于不传姓名的书法作品，多数已达到北朝书法的高峰。他感到那些出自“穷乡儿子”之手的作品虽“拙厚”，但“皆有异态”。是一种宗教感情与艺术风格的结合。康氏说，造像题记、佛经抄本，确似“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并且说，那些作品却“有后学所不能为者”。梁氏认为，过去书法从来都是一种文人所专有的，与庶民脱离的艺术，而事实上曾有许多由工匠结合而产生的成功的书法，那即是铜器上的铭文和佛造像题记。他还非常赞赏北魏的抄经。梁氏则把北魏的造像题记和抄经比做是“汉代乐府”。并把这些庶民作者称为“平民书家”。

禅喻书法和书法喻禅

“禅喻书法”最初出现的主要形式是佛教的抄经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刻石。它是佛教的传播者运用书法宣扬佛教教义的重要形式和手段之一。由于抄经的机动性强，它在传播佛教教义、思想、理论上较之佛寺的讲经更为虔恪、准确，迅速、方便。也有着浓厚的笔墨艺术的感染力。因之，虽然抄经与刻石出自于寺僧、庶民之手，但也很受古代佛教领袖们的重视。当时，佛教的领袖们多是抄经与刻石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书法喻禅”是古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等社会名流崇敬佛教而产生的禅意书法的一种形式。它流行于南北朝时期，极盛于唐。当时崇敬佛教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多愿与僧交，与寺院往来颇密。他们常常为表达对佛教的虔信和敬仰而与佛寺结下了翰墨因缘。留下了不少的作品。其内容有：写经如柳公权抄“金刚经”；碑文如隋文帝书“慧则法师碑文”；匾牌如清雍正书“法海真源”；清咸丰书“敬佛”；中堂如唐张继书“枫桥夜泊”；以及题记、横批、楹联、条幅等洋洋大观。字体有隶、行、篆、楷、草等。

 “书法喻禅”的出世，说明了禅意书法的层次，已从庶民阶层进入上层社会；从主要出于佛徒之手，走向社会化；从比较单一的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从寺院步入宫廷、雅室并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了由“禅喻书法”和“书法喻禅”组成的禅意书法，从内容、形式和技法上以及作者的层面上，都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奠定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综合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