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白马寺碑廊玄奘

巴米扬石窟的艺术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文化上的多元性。正如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在《巴米扬石窟》一书中所说：“若将巴米扬石窟构造和壁画作一概观，就会发现许多要素混和在一起，当然引进印度笈多王朝式样是无庸赘言的，而且还有萨珊王朝、东罗马拜占庭美术的影响和吐蕃、吐火罗斯坦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浑然融合成一体就是巴米扬美术之实体。”

关于巴米扬石窟的年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定。巴米扬石窟最早的研究者傅歇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一“梵衍那条”“（立佛石窟）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的记载，认为“此国先王”当指迦腻色迦国王，因而石窟的建造约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有学者认为东大佛建造的时间约在公元4、5世纪，而西大佛约在5、6世纪。日本学者宫治昭则认为西大佛较东大佛要早。而晁华山教授认为两尊大佛的建造时间定在5世纪较为适宜。

四、阿富汗佛教艺术与中国

在谈到阿富汗佛教艺术对我国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时，晁华山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犍陀罗艺术。当时犍陀罗艺术的中心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阿富汗东部的哈达以及印度河东岸的塔克西拉和斯瓦特地区。他认为中亚佛教对中国佛教及其艺术的影响要大于当时的印度佛教，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往往认识不足，一说佛教就溯源印度，往往忽略了早期中亚佛教对中国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一是在贵霜王朝时完成了佛经从口传到文字记录的第四次集结；二是产生了佛像艺术，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有了佛经文本和佛像崇拜，才真正促成了佛教向各世界各地的大传播，而佛教艺术的产生使得抽象的佛教理论走向了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三是佛教最初传入我国，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印度，而是经由中亚从西域传来的。例如早期佛经翻译家、高僧安世高、安玄来自安息国，月氏高僧支谶、支曜、支亮、支谦等都来自中亚的阿富汗境内。早期佛经中的不少佛教名词也不是印度词汇，而是伊朗语词汇。例如佛经中“沙门”一词是吐火罗语，而非古印度梵语。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但至今人们对这一问题还是重视不够。此外，我国西域的佛教石窟艺术，以及中原的云岗、龙门、敦煌、麦积山等石窟寺的建造也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告别晁华山教授，漫步于未名湖畔，我的眼前时时映现出巴米扬大佛残破的影子。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古老的阿富汗就与中国结下了甚深的法缘。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随着世间的无常变幻，玄奘法师当年盛赞的佛教圣地，如今已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庄严沉静的巴米扬大佛虽已化作尘烟，却如同逝去的佛陀，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