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之后，法国国家电台音乐台的记者专门采访了我，我扼要地向法国听众介绍了一些有关拉卜楞寺佛教音乐的背景知识。我认为，拉卜楞寺寺庙音乐的价值，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位于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其余五个寺院是拉萨的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什仑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宗哲创建于藏历第十二绕迥土牛年（公元1709年）。近三百年来，拉卜楞寺对我国西北地区藏、蒙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目前，拉卜楞寺有喇嘛千余人。寺内共设六个学院。由于拉卜楞寺注重学业，严格寺规，该寺的高僧、学者层出不穷，影响深远，所出各类著作在藏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佛教音乐在拉卜楞寺有着独特的传承和悠久的历史。在历代嘉木样大师的关怀下，一支被安多藏民称为“道得尔”的乐队一直发展、延续下来，成为拉卜楞寺独有的文化形态。除塔尔寺还有一支从拉卜楞“六大寺庙”中的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仑布寺等等，都没有类似的乐队，因此，它是十分独特的。

第二，“道得尔”音乐是藏、汉文化的一种特殊混合体，充分体现了藏、汉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密切交流与融合。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乐队全部使用汉族乐器——管、笛、笙、云锣，其乐队编制和风格，完全与流行在广大汉族地区的佛教“笙管乐”类似。在其演奏的乐曲中，也有大量汉族乐曲，如《万年花（万年欢）》等。乐队所使用的乐谱，亦颇具特色，是用同音藏文记录的在中国汉族广大地区曾广泛流行的“工尺谱”。其音乐的来源和正式形成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来源于北京并在二世嘉木样时期（清雍正六年——乾隆五十四年，即1728－1789年）即已成型。《甘肃民族志》载：“清康熙乾隆间，夏河嘉木样所用细乐传自北京，有《五顶山》、《大悲观音》、《大成就十八》、《万年花》诸调，仍用工尺译音，有乐无歌，亦不用舞。”因二世嘉木样曾两次去过北京，因此此说不是没有一定的可能性。第二种意见认为来源于五台山并成型于四世嘉木样时期（清咸丰六年——民国五年，即1856－1916年），拉卜楞寺已故的著名藏戏作家朗仓·开智格来合嘉错活佛（1890－1989）在我1983年初访该寺时曾亲口对我讲：“拉卜楞寺乐队创建于第四世嘉木样时期，乐曲来源于五台山。”

五台山系中国北方佛教音乐的中心，素有青庙（指汉传佛教寺庙）、黄庙（指藏传佛教寺庙）两种不同的音乐系统，而黄庙的音乐，又是在直接借鉴了青庙音乐之后发展起来的，很容易成为同属藏传佛教的拉卜楞寺接受吸收的中介。文化传播学特别强调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态形成的巨大影响，认为流水多促使文化流布，而高山则多造成文化的隔膜。大河千里，上下游可能唱着同一首号子；而高山两侧的两个村落，却可能操着两种不同的方言。造成拉卜楞寺音乐与在其东方的五台山黄庙音乐、在其西方的塔尔寺音乐同属一个文化带的地理原因，就是甘南藏区与卫藏、康巴藏区之间存在着昆仑山、唐古拉山的屏障。由于高山的阻隔，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不但与山南侧的西藏本土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反而在乐曲、乐器、乐谱、演奏风格等方面都与汉族传统音乐相同或相似，当然，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他们目前所演奏的汉族乐曲，也已带有某种藏族的风格了。

拉卜楞寺庙音乐的这种独特风格，充分说明了藏族文化的开放性，也为藏、汉两族人们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明的实例。那些出于其它目的而妄言藏族文化是一种“封闭性文化”，否认藏、汉两族人民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大量文化交流事实的人，应该听一听“道得尔”乐队的出色演奏。

第三，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实际上是一个宫廷仪礼乐队，其主要的作用是为嘉木样活佛的正式活动（如上殿、讲经、宴请、出行、迎送贵客等）伴奏。不同的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专门乐曲，如嘉木样上殿时要奏《上殿曲》等。宫廷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四大类（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中本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汉族的宫廷音乐早已名存实亡。因此，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的存在，便为人们欣赏与研究活着的宫廷音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