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华严洞：言词无法诉说的庄严

华严三圣像，中坐毗卢遮那佛，左右分别是文殊、普贤菩萨。毗卢佛头戴宝冠，身穿袈裟，面颊丰润，两耳下垂，双目半睁，神态严肃，趺坐于莲台上，手作法指，似在讲经说法；两侧文殊、普贤菩萨头着饰有化佛的宝冠，身穿通肩袈裟，胸前缀饰璎珞，面目慈祥端庄，分别盘腿安坐于青狮、白象的背上。（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严三圣右壁菩萨像。右臂高坛刻有五尊菩萨像，与左壁五菩萨像，合称“大乘菩萨十地”，这十地菩萨又与正壁之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合称“十二圆觉菩萨”。（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华严三圣（左壁）菩萨像。左壁高坛凿为供案式、立面浮雕有花卉纹饰，其上刻有菩萨五尊，图中左一为弟子立像，左手抱一书，上刻有“合论”二字。（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华严三圣左侧弟子第三尊辩音菩萨。辩音菩萨面相妩媚秀美，头戴化佛宝冠，身著U型大衣，衣领笼于头顶，袖手，结跏趺坐，项后圆形头光。（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华岩洞（左壁右四）普觉菩萨像。普觉菩萨头戴化佛宝冠，宝缯垂肩，内著半臂衣，外著右袒式大衣，双手托塔，塔第一级开一个小圆形龛， 内刻一小立佛，舒相坐，左脚踏仰莲，项后有圆形头光。（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一早动身，就我和Kenny两人，行程是沿319国道。大雾。车行浅丘，丘上雾淡，可见太阳欲出；行至丘低，则浓雾弥漫。如此起起伏伏，雾淡雾浓，倒像腾云驾雾一般。

至石羊，见只有去毗卢洞的明确路标指示。经不断的问路后，往顶新方向先造访华严洞。小路不断地分岔，岔路口有时有小小的路牌，宁愿指示二队、三队，也不指示国家级文物的方向。因此得不断的问路，问得的结果还得自己消化理解。没人可问的时候，就得依靠自己的常识和直觉。还好，直觉没有让我走错一步便到了华严洞。不过一块告示犹如一盆冷水泼来。华严洞景点正在搞修建，不接待游人！

我千山万水的，岂肯罢休。展眼望去，无门无路的，敢问洞在何方。见石壁倾斜，与山墙间有一隙，犹可通行。近石隙，闻大狗之巨吠，有妇人名谢大姐者，应声而出。说，不咬人的。于是坦然前行。“初极狭，才通人。复前行，豁然开朗”（向陶渊明致敬）——华严洞就这么朗朗然出现在面前。

把华严洞作为安岳石刻之旅的第一站，是绝对正确而明智的。这使得此行有了一个无比美妙的开头。

此时雾已散去，阳光开始温暖。洞窟内并未出现强烈的明暗关系，而是浸润着柔和的暖光。我认为，这种光线之下，最能体现宋代雕刻的神韵。太强烈的光照反而会影响它柔和、内敛的氛围。华严洞的石刻美轮美奂，精彩绝伦——这是我用的形容词，你即使加上你能想得出的所有形容词来描绘，也不为过。

洞中正面塑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两旁各立一僧人。左右两边各造五尊菩萨坐像，前端各刻下山吼一只。菩萨坐像下有神台，各浮雕花卉十铺。菩萨坐像之上壁，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之十参故事。洞窟顶部大刻一“唵”字。设计精巧，空间尺度完美。无一处不是无上完美。与大足北山转轮经藏造像，都堪称北宋石刻最高水平。北山造像趋理性，简练。华严洞则圆满，洒脱，更透出一种大自在。是宋人精神理想融入最成熟雕刻技艺而创造出的神品。我以为，凡佛、菩萨造像，其用意首先在于宗教目的，无不在体现其庄严慈悲。若塑像太过威严，观者或心生畏惧，难有欢喜之心；若菩萨太过妩媚，观者则易心生旁念。给佛菩萨造像，是参照人的形象，却又超越人的精神内涵，这个度不好掌握。华严洞造像则非常圆满，一望而满心欢喜，但却又步步谨慎，恭敬有加。工匠们在长期的创作中，状态一定是“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向玄奘致敬）。我从未看到过如此有说服力的毗卢遮那佛，也从未看见过如此洒脱自在的贤首善菩萨。

询谢大姐，大般若洞在哪里？她手一指说，就在那边。往“那边”走去，见有若干民工正在打石条作台阶，山壁的剖面上蛛网般布满榕树的根系。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边”究竟是哪边。再回华严洞来，谢大姐便带我出来，却就在紧邻华严洞的右边，有一重檐的木建筑，中开一小门，说，进去就是。于是低头避开几片悬挂着的新鲜猪肉，再避开四处散私心的衣杂物，沿左边木梯向上，来到二层。先看到狼藉的床和日常用品，突然发现释迦牟尼佛就在眼前。原来这大般若洞离地有三米许，洞外这木建筑可让人上与洞平，目前就作了民工的临时工棚。

佛像大度丰润，有唐代风韵。十八罗汉及韦陀、阿难像的头部已被盗。后刻孔子老子小像。儒释道三教一窟，也是四川地区洞窟造像所常见。佛教至南宋时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道家各派皆主张“教虽三分，道乃归一”。全真教始祖王重阳，以儒之《孝敬》、佛之《般若心经》、道之《道德经》为理论基础，提出“三教归一，义理本无二致”的主张。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主张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意义，总之看见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孔丘李耳正襟危坐在一起，就感觉非常的荒诞，心头空荡荡的。但这正是产生四川地区石刻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基础——“没有‘三教合一’，就没有彻底中国化的四川石刻”（向郭相颖先生致敬）。由此看来，中国人是善于创造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哲学。因此而有学术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