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间生子不举现象严重，对此曾我部静雄己论之甚详。尽管宋朝法律明确规定：『故杀子孙徒二年』，『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但收效甚微。民间生子不举主要原因，一是生活贫困，二是丁税繁重。为此政府一方面采取减免赋税政策，一方面对产子之家给予补助，免其弃溺婴儿。

这项措施，始于南宋。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五月十三日，大理寺丞周琳言：『顷因臣僚建言，诸道有生子不举者，屡勤诏旨，申言劝诱，纤悉备至，应贫乏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给……』户部言：『乞下诸路常平司，依今来臣僚奏请事理行下。所部州县遇有下等贫乏人户生产男女，即时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改支米一硕，内乡村去县稍远处，委本县处置，将义仓米准备支散，务要实惠贫弱』。但是政府政策似乎并未得到很好贯彻，绍兴二十二年（一一五二）四月己巳，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行在临安尚月．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因此地方上为遏制溺婴之风，救风俗正人心，乃相率倡导举子仓，以补国家政策之不及。

举子仓之创设，一般认为是朱熹始倡，得福建安抚使赵汝愚推广，奏而行之。日本学者今倔诚二认为举子仓于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在福建路建、剑、汀、邵四州军最先设立，其时朱熹刚满六岁，上述说法不能成立。不过建、剑、汀、邵四州军的举子仓曾一度中断，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举子仓盛行确与朱熹、赵汝愚有密切关系。

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赵汝愚在福建任上上书：『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官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奉旨允行。绍熙四年(一一九三)赵汝愚再任福建安抚使，曾与朱熹书信往还，讨论举子仓运营及杜绝弊病办法。

南宋举子仓非常普遍，城市乡村，所在多有。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一一六三），江南歉收，贫民因生计有弃儿于道者。吴兴知州郑作肃，为此设置『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其后育婴机构在各地陆续产生。

南宋嘉定十年（一二一七)，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在建康创设慈幼庄，『凡有遗弃小儿，即时责邻保勘会，见得遗弃分明，再行委官审实，附籍给历头与收养之家，每月支钱二贯文，米六斗，至伍岁止。其无人收养者，所属官司召募有乳妇人寄养，月给一同，至七岁止，其欲以为己子者听……抱养之初，极袱未备，则以钱两贯文给之。其病患者，听自陈给与药费，死亡者支钱一贯文，即时除籍。或丰年遗弃稀少，支用有余，则储蓄以备荒岁贩给』。慈幼庄性质同举子仓。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袁甫任湖州通判，时湖州己有『婴儿局』，袁甫《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洁其所从来，真弃儿也，乃书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温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南宋淳裕七年（一二四七)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创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政府规定领养弃婴者每月津贴钱一贯、米三斗。宝枯四年(一二五七)这个政策在全国推广，令 『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次年又诏：『联念军民，无异一体，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慈幼局在州一级城市中较普遍，如苏州设于宝裕三年，建康和江阴设于咸淳元年。慈幼局受到时人极高评价，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时人评曰：『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扶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又曰：『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姐鞠育之……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或不无溢美，但定非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