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寺传奇：700多年前的帝师们的“家”

2012年06月08日 08:00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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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寺，座落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奔波山上，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远眺萨迦北寺（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拉康钦莫大殿（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令马可·波罗心驰神往；元朝将一个个西藏高僧先后尊为帝师，更令人惊奇不已。这些700多年前走下雪域高原、以寺为家的帝师们的“家”——萨迦寺，其当年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将萨迦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共同列为西藏三大文物保护工程，进行了大规模的古建筑维修和综合治理。为了配合萨迦寺文物保护方案的制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委托，2005年7月开始对萨迦寺进行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从而为后世了解元朝帝师们的“家”提供了机缘，并且再次揭开一个教派与一个帝国之间的部分神秘面纱。

南寺：防御建筑，一如汉地城市

参与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博说：“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萨迦寺的基本形制已经清楚。修建于1268年的南寺是一座有两重城墙的城堡式寺院建筑，其完整的立体防御功能具有汉地建筑特点。”

萨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城，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其南寺是“萨迦五祖”之一的大元帝师八思巴委派人修建的。作为由萨迦寺走出的第一位元朝帝师，八思巴进一步巩固了西藏纳入祖国版图，还总领元朝的佛教事务，在西藏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南寺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寺内收藏有数量众多的各类珍贵文物，其中以经书、佛像、瓷器和壁画著称于世，被有关专家称为“第二敦煌”。萨迦寺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张博说：“我们对萨迦南寺的外城墙、护城河壕沟和两座城门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外城墙与护城河壕沟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建筑，底铺卵石的护城河壕沟呈倒梯形，内外两侧平行且均有石头砌成的坚固护坡，外城墙则直接修建在护城河壕沟内侧之上，与高大的内城墙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的立体防御系统。这在藏区的寺院、宫殿建筑中是没有的，而在汉地平原城市建筑上却十分普遍。八思巴跟随元朝皇帝忽必烈曾长期在汉地生活，他创建的萨迦新寺——南寺，吸收了内地平原城市的建筑特色，防御性很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北寺：重寻一个寺院的日常生活

萨迦北寺最初是由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贡却杰布于1073年修建在仲曲河北岸的温波山南坡，经元代的大发展成为拥有拉康（佛殿）、贡康（护法神殿）、颇章（宫殿）等的建筑群，多毁于20世纪60年代。如今，少数建筑已得到修复，包括在旧址上修复的八思巴的讲经堂。

站在考古工地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研究员对记者说：“这处名为得确颇章的宫殿遗址位于北寺的偏西侧位置，其内建筑大致分三组，分别是萨迦法王的寝宫、护法神殿和藏药作坊，它们的年代最早可至唐代中晚期，主体应是宋、元时期的。因墙体多为石砌，建筑毁坏严重，但出土的部分文物具有明确的汉藏交流特点，如一枚金刚铃上铸造着汉文与藏文的两行明确纪年'明永乐年制‘。”

记者看到，拥有“几室几厅”的法王寝宫已成断壁残垣，但建筑中的鎏金铜无量寿佛像确是元朝的文物，尤其是寝宫中央的一个巨大天井，石头砌面，透露着与内地天井相同的生活意趣；护法神殿里则排列着六七座护法神的塑像残部；而众多的石臼、石磨盘、石磨球等表明这是一处藏药作坊。

登上一米多高的用西藏特有的酥油等打制的“水泥地面”，张博说：“这是位于藏药作坊西北角的法王居住的地方，历经千年仍十分平整。考古显示这是一座高台二层楼建筑，法王就站在里面监督藏药的制作情况，并随时对制药过程进行指导，当藏药做好后他必须给予开光，然后藏药用于救世济人。上二楼的楼梯已毁，八思巴等帝师们于此不仅可看到山下的整个萨迦南寺。”

尤为珍贵的是，考古学家在多间房屋内发现了残存的佛教壁画。在历代法王们处理政务的乌孜大殿旁的一间壁画房屋内，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的萨迦寺民管会副主任萨迦·洛珠嘉措告诉记者：“这些壁画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它们具有萨迦派的特点，一眼即可看出……”

张博说：“我们目前正在对乌孜大殿（即中心大殿）进行发掘，根据一座24柱殿（即4乘6的柱殿，柱间距约3米）的情况看，它的时代与法王寝宫的时代基本一致，相当于宋、元时期。作为法王处理政务的主要地方，帝师八思巴当年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做出了修建新寺——萨迦南寺的决定，至少他在这里对修建新寺做出过重要决定。”

帝师：文化遗产　

萨迦寺是西藏正式并入元朝版图的历史见证。适值风雨飘摇之时，不满10岁的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寺法王萨班于1247年与元太宗时阔端王举行了“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议”，议定西藏归顺蒙古汗国（元朝）的条件。萨班去世后，八思巴于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任命其为所有僧众之统领”，1270年又因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被升号为大元帝师。自此，萨迦派10多位代法王皆充任元朝帝师，由此形成了一种帝师制度。

专家介绍，元代有10多位帝师，皇帝、皇后、皇子接受西藏萨迦派高僧法戒、灌顶仪式的记载甚多，譬如皇帝即位前，由帝师授戒9次才可龙袍加身。鉴于萨迦派在西藏的重要作用，元朝皇室还通过封赐联姻的方式来加强同萨迦昆氏家族的关系。

张博说，截至目前，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文物，包括银质与铜质金刚杵、骨质与陶质的颅碗等法器，青花盘、青花碗等瓷器，银质藏币、铜质印度币等货币，陶罐、陶壶等生活用具残片，玛瑙珠、珊瑚珠、料珠、银镶绿松石等装饰品，以及数箱铁铠甲片和12世纪－13世纪的金汁书写的炭化经书等。

《元史》记载，八思巴受封帝师后，地位崇高。他主管的宣政院是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其为（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　

北京大学教授徐天进说：“帝师制度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隧道，人们借助考古发掘的成果，不仅会了解到当年元朝帝师’家'的真实情形，还将渐渐揭开一个教派与一个庞大帝国之间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