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的冲击力，首先来自那些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西北人不竭的激情。这激情在洞窟内就化为炽烈的色彩和飞动的线条，以及四壁和穹顶充满动感的形象。比起山西永乐宫、河北毗卢寺、北京法海寺、蓟县独乐寺那些中原壁画，敦煌壁画浓烈夺目，跃动飞腾；神佛也都富于表情，个个神采飞扬。至于在敦煌的壁画上处处可见的飞天，则离不开西北人对他们头顶上那个无限高远的天空的想象。那里的天宇，比起中原内地，辽阔又空旷，浩无际涯；在这里，佛教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被西北人发挥得美妙神奇，变化万端。连神佛飞翔的天空也被搬到洞窟里来，铺满窟顶；世界任何石窟的穹顶也没有敦煌这样灿烂华美，充满想象。 习惯于迁徙的西北民族，眼里和心中的天下都是恢宏又浩大的。

为此，在华夏的绘画上，他们比中原画家更早、更善于构造盛大的场面。兴起于隋代和初唐的《阿弥陀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和《西方净土变》，展现的都是佛陀世界博大又灿烂的全貌。我们暂时有法为画工们的构图与绘画的杰出能力而惊叹。仅仅那些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就充分表现了在艰辛又寂寥的环境生存着的西北民族的精神之丰富和瑰丽！

饱满华美，境界宏大，充满激情，活力沛然，想象自由，情感流漫，以及它无所不在的动感与强烈的装饰性，正是西北民族的整体个性的鲜明表现。它对外来文化的好奇与吸纳，表现了地处中华丝路前沿的人们文化的敏感性；它种种图案乃至花边与花饰，作为各民族自己的文化符号，虽然各有特色，但在汉人眼里却是同一种异样的形象；至于敦煌壁画分外有力的流动感与节奏感，使人们联想到响彻从中亚到我国西北的那些异域情调的胡乐。敦煌不正是浓浓地浸透着这种西北民族共有的文化么？现在应当确认，敦煌艺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个派生的和从属的部分，而是其中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与文化样式。对丝路上东西的文化交流，整体的中华文化是敦煌石窟的文化主体；对于中华文化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之间的多元交流，西北民族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只有我们确认这个主体及其独具的样式，我们才真正读懂了艺术的敦煌。

元代的敦煌留下一块古碑。它刻于1384年（元至正八年）。名为“六字真言碑”。所谓六字真言碑即碑上所刻“?、嘛、呢、叭、咪、哞“六字，分别为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六种文字。这六种文字在当时都是通用的。石头无语，文字含情。它无声却有形地再现了敦煌当时生动的文化景观，展示了西北民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与辉煌。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更自豪地说敦煌艺术天下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