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华博大和缤纷的壁画宝库中，敦煌壁画特立独行，风味殊异。它既与中原壁画的面貌迥然不同；亦与西域各窟的画风相去甚远。这区别不仅是文化意蕴的不同、地域风情的相背，更是一种极具个性审美创造。只要我们的目光一触到敦煌的画面，心灵即刻被它这种极其强烈的独特审美气息所感染！这里是敦煌样式。从艺术上说，敦煌壁画是东方中国乃至人类世界一个独有的样式。那么，敦煌样式源自何处？它经历怎么样的形成过程？哪些是它的审美特质？谁又是它的缔造者？

写到这里，我便感到自己已然置身在一千前茫茫戈壁滩那条响着的驼铃的丝绸古道上了。

在海上丝路开通之前，中国面向外部世界的前沿在西部。其中一扇宽阔的大门便是敦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自中原喷涌而出，经由河西走廊这条笔直的千里通道，穿过敦煌，向西而去，光芒四射地传布世界。同时，源自西方的几大文明，包括埃及文化、希腊文化、西亚文化，以及毗邻我国的印度文化，亦在同一条路线上源源不绝地逆向地输入进来。东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便在这里的大漠的荒滩上的撞出一个光华灿烂的敦煌。

敦煌内外，除去祁连山和天山两大山脉，余皆一马平川的荒漠与渺无人迹的沙海；这里，骄阳似火，寸草不生，寂寥万里，了无生息；然而强烈的阳光却溶化了山上的积雪，晶莹地渗入山脚的荒滩与沙碛，形成一个个鲜亮耀眼、充满生气的绿洲，这便成了西北游牧民族生息与繁衍的地方。自先秦的戎、羌、氐、大夏，到西汉时期的塞人、胝人、匈奴人、乌孙人，西域众多民族都曾轮流地称霸于此。在莫高窟的开凿期，柔然鲜卑和铁勒突厥是这里当家的主人。此后，吐蕃、党项、回鹘、蒙古，都曾做过敦煌的统治者。在中国的众多古城中，很少有敦煌这样的多民族轮唱主角的班斓经历。

艺术是生活最敏感的显影屏。莫高窟的壁画中自然留下了这些昔日的主人们形形色色奇特的音容笑貌、精神气质，以及他们独有的文化。从洞窟唯一的写实人物供养人的装束与打扮上，我们便能看到这些北方各族的虔诚信徒侍立神佛一侧最真切的模样。倘若仔细端详，在不同民族称雄敦煌的时代，那些神佛的形象也微妙地发生了变化。人们信手画出的人物，总是与自己所熟悉的民族的、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地域人的容貌相似。故此，这些神佛的面孔往往也带着西域民族的印记。比如西夏时代那些长圆大脸、高鼻细眼、身材健硕的菩萨，倘若换上凡人衣履，干脆就是纵马狂奔、强悍刚猛的党项壮汉。

不仅如此，西域的各个民族，无论是鲜卑、吐蕃、党项，还是回鹘与蒙古，都曾给敦煌带来一片崭新的风景，注入新的活力以及独具的文化内涵。习惯于绕行礼佛的吐蕃人，不仅带来一种在佛床后开凿通道的新型窟式，带来《瑞象图》、带来了日月神、如意轮观音和十一面观音，更带来了藏传的佛教文化；党项人不单给敦煌增添神秘的西夏文字、龙凤藻井和绿壁画，而且把带着女真族和契丹族血型的西夏文化渲染其中；在敦煌听命于蒙古人的时代，窟顶上布满的庄重肃穆的曼陀罗只是一种异族风情的表象，更为重要的，则是忽必烈为莫高窟进一步引进的源自印度、并被藏族发扬光大在密宗文化。　　

然而，共而的佛教信仰和身处恶劣环境的神灵崇拜又在更高的层次上融汇、整合着西域各族这些彼此相异的文化，而是最深刻的融汇成果，则凝结成一种文化精神。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所要注意的不再是壁画上各个民族特有形象，方式与文化符号，而是他们共同的一种气质。不论他们是谁，他们都曾在河西、西域，以至中亚的广阔而空旷的大地上奔突与驰骋。他们和他们拥有的马群与羊群混在一起，逐着鲜美的青草与甘洌的溪水，以及丝绸之路上的种种机遇，从而获得生命的鲜活与民族的延续。他们彼此之间一直是一边友好交往，一边为夺取生存 莫高窟第196窟菩萨像 盛唐 条件而相互厮杀；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相互学习又相互争夺；他们的精神彼此影响，性情彼此薰染，热辣辣并虎虎生气地混成一片。相异的历史形成他们各自的文化，相同艰辛的生活却迫使他们必备同样的气质，那就是：勇猛、进取、炽烈、浪漫、豪放，与自由自在。

就是这种北方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征，形成了敦煌样式深层的文化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