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吃茶，比不得四川人泡茶馆，也比不得广东人吃早茶。蜀中茶馆烟雾蒸腾，茶博士吆喝声与茶客们聊天声沸反盈天，热闹自是热闹，却不静；粤乡茶楼气味浓郁，肉包子小烧麦甜点心外加肉粥皮蛋粥香气袭人，美味固然美味，却不清。更何况在香瓜子、花生米、唾沫星子、一氧化碳的左右夹攻下，茶成了配角，名曰吃茶，茶却成了点缀、借口、漱口水或清肠汤。而文人吃茶，却是真的吃茶，而文人吃茶中要紧的有两个大字：清、闲，这“清”、“闲”二字中便有个禅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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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舌之味通于道，这是一句老话。中国文人雅士素来看重一个“清”字，然而，若问什么唤作“清”，却颇有些子搅不清拎不清说不清，只能勉强借了禅宗六祖能大师的四个字，唤作“虚融淡泊”，若有人打破沙锅问什么又是“虚融淡泊”，便只能粗略地说，大凡举止散淡、性格恬淡、言语冲淡、色彩浅淡、音声闲淡及味道清淡皆可归入此类称作“清”，即老子所云“见素抱朴”，佛陀所云“澹泊宁静”，下一赞语则为“雅”，反之则唤作“浊”。如一身大红大紫花团锦簇披锦挂银，便是暴发的财佬而不是清贫的高士，甜腻秽浊满口胡柴，便是泼妇土鳖市井无赖而不是洁身自爱的君子，钻营入世情欲十足，则是穷酸腐儒小人之辈而算不得孤傲清高的智人，口嗜油腥荤膻如红烧肉涮羊肉烤乳猪之类，则只是久饥的老饕而不是入雅士之列的文人，下一字贬词，则唤作“俗”。槛内之人如是，槛外之人亦如是，清人龚炜《巢林笔谈》卷一曾记有一寺庙“盆树充庭，诗画满壁，鼎樽盈案”，而寺中老僧“盛服而出，款曲之际夸示交游，侈陈朝贵”，便下了一句断语说：“盖一俗僧也”，而《居士传》卷十九《王摩诘传》记唐代诗人王维“斋中无所有，惟药铛、茶臼、经案、绳床而已，则暗示他清雅之极无半分浊气，这雅俗之分正在其清浊之间，而这清浊之分则内在其心净与不净，外在其言行举止淡与不淡之间，这雅、清、淡正是六祖能大师所谓“虚融淡泊”，也正是神会和尚所谓“不起心，常无相清净”，习禅修道者不可不识这一“清”字，亦不可不辨那一个“浊”字。禅家多“吃茶”，正在于水乃天下至清之物，茶又为水中至清之味，文人追求清雅的人品与情趣，便不可不吃茶，欲入禅体道，便更不可不吃茶，吃好茶。所谓“好茶”，依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并非在其香，而是在其清，“香而不清，则凡品也”，大概不是千儿八百一斤的“碧螺春”、“君山银针”，至少也得是清明时节头道摘来一叶一芽的“龙井”之类，而北方人惯啜的“香片儿”，过香而不清，南方人惯啜的“功夫茶”，过浓而不清，但难以人“清茗”之品而只能算解油腻助消化的涤肠之汤了。

得一“清”字，尚须一个“闲”字。若一杯清茗在手却忙不叠地灌将下肚，却又无半点雅致禅趣了。《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云：“炉香烟袅，引人神思欲远，趣从静领，自异粗浮。品茶亦然。”故品茶又须有闲，闲则静，静则定，对清茗而遐思，啜茶汁而神清，于是心底渐生出一种悠然自乐的恬怡之情来，恰如宋人释德洪《山居》诗中所云：“深谷清泉白石，空斋棐几明窗，饭罢一瓯春露，梦成风雨翻汇”，吃茶闲暇之中，世间烦恼、人生苦乐、政坛风云乃至什么油盐酱醋柴米，都付之爪哇国去，剩在齿颊间心胸里的只是清幽淡雅的禅意，此般若更配以上佳的茶灶茶具，置身于静室幽篁之中，则更不沾半点浊俗之气，故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三云雪兰茶须禊泉水、敞口瓶，方能“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如百茎素叶同雪涛并泻，而闵汶水茶更须千里惠泉，于明窗净几间取荆溪壶成宣窑瓷瓯，“方成绝妙”，而《遵生八笺》亦云茶寮应傍书斋，焚香饼，方可供“长日清淡，寒宵兀坐”，这自是深得三昧语。如此既清且闲的饮茶，又岂止在于“懈荤腥，涤齿颊”，直在茶中品出禅味来也！所以知堂老人《吃茶》说得最妙：“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便是文人吃茶。反之，若粗茶大碗，喧喧闹闹，一阵鲸吸长虹，牛饮三江，便不入清品，更不消说有什么茶禅之趣，借妙玉的话说，这不是“解渴”，怕便是“饮驴”了。